公元前的战鼓-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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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的救赎意义和经久不衰的青春主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积极的人生观。对于这部小说来说，这样的布局是很必要的，起码作者在《我们在希望中期待》一章向我们阐明了使“我”继续生存的力量来源。　　　　
　　　　看过影片《坏孩子的天空》的朋友大概都记得这句台词，当伤痕累累的小马和新志再次重逢的时候，新志说：“小马，我们完蛋了吗？”小马说：“笨蛋，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呢。”一句话足以平复我们热血冲动的少年心性。“是的，我们的人生还没开始”，我想。　　　　
　　　　过程7：空白底片　　　　
　　　　记下这些体系凌乱的文字的时候，我沉浸在脑海里对故事抓拍的影像。通过这些真假交错的影像我发现自己正处于青春期焦灼状态，不是生理上的缘故，而是因为内心感受，文本世界和真实环境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的缘故。冲突过后依然没有真正的规范，这就怪不得我要“假深沉”一回，我本能地做做思考状无非是想为内心世界的脆弱和无助作作辩解。“假深沉”并没有违背我阅读的初衷，无论是看有关青春期的电影还是书我都尝试寻找精神的支柱，或者说自己的影子，为现时自己的所作所为做注释找借口，然后可以自豪地跟人家说，“看，年轻人都这样“，因此每次进入主题我都小心翼翼地扮演着角色，和主人公同呼吸同命运。就像空白的电影底片开始“喀嚓喀嚓”记录着这一切。　　　　
　　　　　一次思辩过程记载了一次阅读经历，我们可以从中阅读现时的文本，现时自己，现时的人生。哪怕这是一次体系凌乱的形而上的动机让人的怀疑思辩过程。　　　　
　　　　　　　　　　　　　　　　　　　　　　　　　　　　　　　　　　　　　　　　　　　　　　　　　　　　　　　　　　　　　　　　　　　　　　　　　　　　　　　　　　　　　　　　　2002年5月31日　　　　
　　　　　　　　　　　　　　　　　　　　　　　　　　　　　　　　　　　　　　　　　　　　　　　　　　　　　　　　　　　　　　　　　　　　　　　　　　　　　　　　　　　　　　　　　　　　为佳上　　　　
　　　　


后记　悄悄话　引用

　　　　sieg　　＇原创＇　2002…5…8　22：35：00　邮件　悄悄话　引用　　　　　
　　　　　　　　
　　　　　看完这部作品，我在想像作者是否有以下这种经历：歪着脑袋看刚买来的盗版《青少年哪咤》，蔡明亮的，除了粗糙的活力和愚蠢的激情之外，里面就一无所有，所以，作者手上还得捧一本《四书集注》，以便在任何一个无趣的时刻，都能低头看几眼惟义所在。　　　　
　　　　　应该说这部作品写得很见杀伤力，尤其对那些什么世面都没见到的花季少女或阳光少男来说，它能给出谢霆峰F4这些软体歌手根本就无法给出的勇敢（至于软体作家，由于点名会有文人相轻之嫌，故而只能私下说），它所塑造的那个阳子，要是在1919年的中国他就会走在北京城里狂喊打倒曹汝霖，要是在1968年的法国他就会冲上街头去振臂高呼跟着阿兰错，要是在2002年的以色列他就会踱进咖啡馆非喝光一杯后才施施然出去，然而很可惜，他在一个暧昧的时间与一个暧昧的地点出现了，所以就只能和一件无头绪的谋杀案过不去，和一大群小区里的人过不去。　　　　
　　　　　但阐释毕竟是要绕到文本背后的，所以，对作品进行的任何诠释如果过度的话，那都是由于我的视野期待和众位有所偏差的缘故，倘若你期待看一些畅销小说所必备的宣传文字――“这部作品非常值得一看！”、“一本难得的好书！”、“情节如此曲折结局如此意外”等等这类电视直销广告般的用语，那么，我为我不小心浪费了您似乎并不怎么宝贵的时间而感到抱歉。　　　　
　　　　　读完可人的这部小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在作者的文化惯例里，显然孔子是不如孟子，尤其在需要将英气圭角作为民族主义的力量来有所呼唤的时候，孟子那种浩然之气看来是有些势不可挡：它绕过了我们国人本来就很不健全的理性文化传统，直接就和心性不谋而合，于是，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从流氓到帝皇，只要有嫉恶如仇的血气，那其余一切都无所谓，一言以蔽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公元前的那面战鼓的隐喻就昭然若揭，那是一种刑天似的力量，在老屈的《国殇》里曾经壮阔过，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比海德格尔的嗓子更有蛊惑力：古老，并且看上去很沉（这叫德高望重），分贝又高，所以，拿它来唤醒沉睡在民间的自觉意识，当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作为被唤醒的对象，那一大群被形容成“缩在自私、冷漠、胆怯而麻木的壳里”的人们，就不得不被制作成当年鲁迅已经制作过的“中国人”，成为整个文本的叙事得以往前推动的元素。　　　　
　　　　　但作者自身的伦理观点使得以上这个“中国人”的布局在现代伦理场的观照下，却显得有些照顾不过来了。无论是“我”、“我”父母以及邻人的内疚，还是他们的事前事后不作为，作者从头到尾都给予界限非常清楚的批评，并通过各种其他叙事元素来与之进行对比，以强化文本中的伦理对野，比如，关于这个城市三次变黑的神话及历史复述，关于阳子基于敢作敢为而对流氓作的长篇辩护，关于小五冲上去和短刀强搏斗，等等，当然，作者的功力也同时表现在这里，她通过阳子的自我嘲讽及我对阳子最后的英雄行为动机的多元揣测等等，把以上这种伦理对野的界限给处理得相当柔和，以避免由此会产生的简单脸谱化的副效应。　　　　
　　　　　不过这样的叙事策略并不能弥补作者表现在文本中的自身伦理观点站位的不恰当。似乎那场凶杀案中，正当的作法应该是人人挺身而出，奋力与持械歹徒搏斗，如此才不致辱没身为国人或身为人的尊严。而打电话报案，只是所有正当行为中正当性最少的一种行为（原文：我想钱婶在受伤到死亡的漫长的时间里，一定盼望着有人来救，盼望着哪怕有人出来看一看。可是没有人，连偷偷打电话报警的人都没有一个。要有，钱婶就不会死，凶手也不会逍遥法外。）　　　　
　　　　　然而，从现代的正义观点来看，由于人人都有享受生命权不可随意让度的自由，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那些邻居由于害怕而不冲去，恰恰是正当的，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生命而冒险搭上自己的性命，在邻里之间，没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义务性的契约，如果你这么做，你当然是正义的，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并不能说就是不正义的。如果有什么文化惯例，比如这个文本，敢指责你是不正义的是有罪的，那么，对这类以一种非契约的基础而给出的道德律令，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对这指责说：不，我不服从。　　　　
　　　　　从小说中看，那些邻居唯一没做对的地方是没有打电话报警。――这才是他们缺乏正义性的表现，因为打电话并不会直接危害到打电话者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个行为是需要教育后才能学会的，因为这不是人的本能，就如同人的本能并没有教会人们应该在地震中逃到盥洗室里躲着安全一样。相反，如果说真要追究民事乃至刑事责任，那也该追究警察的姗姗来迟罪以及公安局的破案不力罪，无论如何，所有的“缩在自私、冷漠、胆怯而麻木的壳里”的邻人，都是依法纳税的合法公民，所以，他们有权要求靠他们的税养活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伤害而给出赔偿。奇怪的是，我倒是听说有人民代表高呼要弄个公民见死不救罪的，真是见鬼了：奖励见死而救的法规不去制订，反而去弄个惩罚见死不救的，这是不是也太照顾我们广大的公安干警了？――唉唷，您瞧您，大老远的来晚了吧，瞧这一身子臭汗，来来来喝口茶喝口茶，军民鱼水情嘛。唉，得，人都死了，一家三口，惨哪。哼，都是那些邻居不好，见死不救，还害您白跑一趟，要不，我这就帮您把这些坏邻居都抓起来？　　　　
　　　　　如果我们将正义重新定位，那么，小说本来所依赖的道德逻辑基础就会发生严重的沉降，即便小说的艺术性不受伤害，那它最多也只能当比萨斜塔来欣赏了：现在，由于有我这么个为众多“中国人”而开脱的批评家，于是，孟子那种浩然之气就无法通过战鼓的隐喻而为现代小流氓阳子的诸多行为寻得合法性，于是，有关社会边缘人的种种举止除了荒唐以外就缺乏任何有指向的意义，而那最后蒸腾而起的民族力量只能自认晦气落成个举而不坚。　　　　
　　　　　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用意识流的手法描写的鬼魂情节我不置可否，倒不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起作用，而是我觉得这些好像是只起到刺激观感的功能，用鬼魂来表现愧疚心理，一方面比较容易，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已经做过而且做得还不赖，所以，如果换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并借鉴一下爱伦·坡，也许这部作品给人的感觉会更加扣人心弦些。　　　　
　　　　　　　　　　　　　　　　　　　　　　　　　　　　　　　　　　　　　　　　　　　　　　　　　　　　　　　　　　　　　　　　　　　　　　　　　　　　　　　　　　　　　　　　　　　　　　　　　20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