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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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了。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全没派上用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再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颜哲：

“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说：

“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有点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虽然沦落，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糊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打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两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香烟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结着伙子到富人家强吃强喝，叫做“吃大户”。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颜先生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来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a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把它们一起收进屋里，虽然还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屁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既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

“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看看丈夫的脸色，没敢责备他，只是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抉断，再用脚拧碎。我尖声喊厨房里的妈：

“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

妈急匆匆跑到正间，手里还拎着菜刀，看见我爹竟然在毁烟，恼火地嚷：

“你干啥？发癫了不成？这样贵重的烟！这会毁了，过一会儿烟瘾上来，又要急得拧肠掉尾。”

妈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抢救那些烟，我也去抢。爹甩开妈和我的手，继续用脚拧，大吼道：

“不用你们管！老子这辈子不会再吸烟了！”

在我家平常是牝鸡司晨的，但爹真的一发威，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小声刺他：

“你能戒烟？公鸡下蛋磨盘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小云咱们走，不理他这个半疯！”

但妈这次看走眼了，从那天后，爹真的戒了烟，戒得非常彻底，即使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烟不再难买时，他也没有复吸。我妈不久就盘问出了爹戒烟的原由，跑到颜家咯咯地笑：

“颜家大哥，得亏你来这么一下，要不妮儿他爹一辈子也戒不了！你看这多好，钱也省啦，早上起来也不咳痰啦，也不用操心找烟票啦。”

妈在那儿又笑又说，颜伯伯和袁阿姨也陪着笑，但以我不懂事的眼光也能看出，他俩的笑非常苦涩。后来我爹基本不去颜家，颜伯伯则素来不到邻居家串门。两人在路上碰面时仍然说话，但客客气气的，不再有过去的亲密和熟不拘礼。不过我爹从没卖过颜伯伯的不是，当我和颜哲哥哥好上以后――这在我上高一时就已经相当公开了，我爹虽然从来不说赞成，实际上是赞许的。他打心眼里疼爱颜哲，比疼我更甚，这种事瞒不了我的眼睛。

3　情敌报信

恋人幽会时的时间过得最快，我们坐在堰塘堤上，扯着两家的闲话，不知不觉天已晚了。颜哲说：怕是有10点了吧，该回去了，要不冬梅和月琴又该笑话你。我说好吧，回去吧。颜哲站起来，笑着对我张开双臂：

“来吧，咱们的的老程序。”

告别前颜哲一定要再和我“亲热”一次的，我投身入怀，享受着他的热吻、拥抱和揉搓。正在情浓时，忽然听到很近处有一声冷笑！俩人一激灵，立即分开身子，我忙整理好衣服，仔细搜索四周。不，不是幻觉，隔着一株蓖麻，仅一米之外有一个清晰的男人身影。他是何时走近的，我们一点没察觉，我们信赖的蓖麻丛屏障反倒成了对方的掩护。我声音颤栗地问：

“谁？”

那边冷冷地回答：“是我，庄学胥。我找颜哲有急事。”

我一下子面庞发烧。我想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情话，也看到了我俩刚才的“亲热”。让庄学胥看到这些，比让其它人看到更令我难堪。我们是街坊，学胥哥从小就知道护我，而且在年岁渐长时，他分明对我有意的，但我那时已经选定了颜哲，这让我总是对学胥哥有隐隐的愧意。以后，我能从学胥哥身上看出他对颜哲的敌意。文a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革时他第一个对颜伯伯掷出那块致命的石头，对此我不会为他辩解，那是他内心深处兽性的公开显露。自从他显露了兽性的一面后，我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冷淡了。不过，私下里我也猜想，当他决定向颜哲的父亲落井下石时，也许，“情敌”的嫉恨是因素之一？

不管怎样，既然让他撞见了，我也得去面对。我绕过那株蓖麻，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问：

“学胥哥，你找颜哲有事？”仓促中，我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你咋知道我俩在这儿？”

他又是一声冷笑：“你问问全农场的人，哪个不知道这儿是你们幽会的老地方。”

我更加脸红了，原来我们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秘密，已经成了农场的公开话题。颜哲在身后跟过来，用力拉了拉我，虽然没有言语交流，我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你不用在他面前难为情，恋人有点亲热举动算不上丢人事。然后颜哲平静地问：

“找我啥事？”

庄学胥狠狠地撂了一句：“啥事？对你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俩有一点吃惊，但也仅是“有一点”而已。颜哲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没杀人放火没写反动标语，怕是不会有什么和性命攸关的大事吧。颜哲又拽了拽我，分明是说：沉住气，别听他吓唬。庄学胥知道我们不会信，冷冷地说：

“颜哲，你是不是打算到省里去告赖安胜？”

我们这次真的吃惊了。因为直到目前，这还是只有我俩才知道的私密话。看来庄学胥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这事是因孙小小而起。农场共有北阴市和旧城县的68名知青，孙小小是年龄最小的，下乡时不足14岁。按说，这个年纪是不够下乡条件的，但孙小小家门不幸，母亲和姐姐都是县里有名的破鞋，据说她上高中的姐在教室里靠墙站着就把那种事办了。他父亲嫌丢人，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后来，作为政治模范的旧城县在全国率先兴起“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说起来旧城县其实比当时的全国标杆县甘肃会宁县更早，但会宁县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在全国出了名。但北京的记者此前到旧城县采访时，到处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谩骂：

某某是地主婆，某某是破鞋，滚下乡去！

这种口号上不得台面的，比起会宁县自然低了一个档次。而且旧城县的作法太左，哪家该下乡的不服从命令，工作组就到这家吃大户、扒房子，当时创造的办法是：三间的住房只用扒中间一间就行，这样扒房效率最高。全县被折腾得一片鬼哭狼嚎，老百姓当街拦住北京记者下跪哭求。所以上边最终树了会宁县当标杆，而旧城县只能勉强附于骥尾。

孙小小的母亲和姐姐既然是有名的“破鞋”，自然头一批被撵下乡。孙小小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又不好跟着她妈，只好“照顾”到知青农场来。知青们都知道这些根由，因而对孙小小有潜意识的歧视。再加上小小有点缺心眼，农村话叫“八成”，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她成了男知青们经常逗弄的对象。

那天在稻田里拔稗子，孙小小也在，田里尽响着她无忧无虑的笑声。孙小小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嫩，一双眼睛极大，水灵灵的，两颊有两个酒涡。虽然年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