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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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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对青年哗众取宠；
袁庚的表态与〃文革〃中表态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出一辙。
李燕杰则因此质疑袁庚的人品：〃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
大约一年之后。《中国××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制造〃蛇口风波〃》的文章，该报对《人民日报》和袁庚的批评是这样的：在〃蛇口风波〃刮了半年多的1988年8月，中央一家大报派记者采访有关方面人士，写出《〃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并辟专栏，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探索。同其他报刊相比，这家报纸双方意见都登，似乎给人以客观、公正、让读者充分开展民主讨论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篇《答问录》把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四位同志作为一方，而把其他九位同志作为另一方（其中包括四位根本没有参加座谈的当地行政部门和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形成发言共同批评李、曲、彭等的九比四的局面。之后，在一些报刊上，曲、李等被冠以〃教师爷〃的贬称而屡遭谴责。而〃教师爷〃的称谓就是首先出自《答问录》中一位蛇口权威人士之口。这种名为倡导探索问题，实则有非常鲜明的倾向的报道，其动机和效果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文章的口气多少有些咄咄逼人，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事过一年后旧事重提？
时隔不久，《中国××报》又发表了《××界人士座谈〃蛇口风波〃》，同时第四版在〃制造'蛇口风波'实质是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座谈会纪要。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人看了难免不寒而栗：
有的同志在座谈会中提出，〃蛇口风波〃的制造者打着〃现代意识〃、〃更新观念〃的旗帜，贩卖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思想，宣扬〃能捞钱、会赚钱、想赚钱是现代意识，是有才能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引导青年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设计〃，实现〃自我价值〃，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能捞钱就行，根本不管国家、集体，也不讲为人民服务，甚至连国格、人格都不要。这种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对青年的毒害很深。〃蛇口风波〃实际上为这场动乱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上的引导，是这场动乱的一个前奏。
所幸的是这篇向中央党报叫板的文章，《人民日报》并没有予以转载，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但相信袁庚或是其他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篇文章必然有相当的背景，因此也就难免让人担心，或是提心吊胆地过上一段日子。
事情还没有完，又过了两年，到了1991年7月11日，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就〃蛇口风波〃与《人民日报》有关人士会谈，李燕杰还指出了〃蛇口风波〃的十四个骗局。
据说，《人民日报》的一位人士表示要再召开一个座谈会，并将座谈的内容在报上发表。让人不解的是，座谈会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开成，折腾了几年的〃蛇口风波〃，也就从此真正地〃风平浪静〃了下去。
1990
匿名信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1990年秋是深圳金融史上的一块黝黑粗重的界碑。一方面，深圳金融业从此由一望无垠的平静海面进入了一个波涛汹涌险象迭现的大时代；另一方面，开启了深圳由一个名扬世界的政治改革焦点城市向一个以金融为改革主轴负有远大理想的经济城市的转变。一句话，至此，深圳下海了。
然而有谁会想到，拨转深圳发展大舵的竟会是一封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
这封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传阅的信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了。
在中央，有的领导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有的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狂潮，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通知发出后，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各种议论都有，有的说，这是不是国际惯例；有股民说，领导干部不买股票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的利益要与领导干部绑在一起。禹国刚旗帜鲜明地表示，中纪委市委的通知我们坚决执行，因为刚刚诞生的证券市场很不规范，市场机制还不发达，容易人为造市。股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理论上讲，谁都可以用自己合法收入参与正当买卖，问题是我国股市刚刚起步，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必要的。禹国刚认为这也许对党政干部不公平，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的办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投资基金，处以上领导干部可以购买基金，从基金分红中取得合法收益。深圳的天骥基金、广州的广发基金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
过去买了的怎么办？有人主张要退出来，这个通知送到郑良玉签发时，他把要退的规定划掉了。因为当时党政干部买股票是为了支持改革，是组织上号召的，而且也无法具体操作，买的股票，有的转让了，有的部分转让，你怎么搞得清？
李灏、郑良玉看完这封来信后，心里确实七上八下，最担心的是怕它上纲上线，一文丧邦，像一盆冰水彻底扑灭了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股市星星之火，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两人想，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改革决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了。
在深沪股票市场面临着被撤销的巨大压力时，两个思想开放的老同志〃顶〃了上去。
一个是刘鸿儒。1990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前往珠海特区参加十周年大庆时，有一些同志说刘是专家，建议江总书记找他谈谈。后来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总书记在田纪云、温家宝、何春霖、王维臣等人的陪同下，找刘鸿儒连续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担心的问题他都问了，刘一一做了回答，江总书记也做了记录。刘鸿儒坦率地说：〃股票这个东西谁也没有搞过，的确风险很大，但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可是，你要允许我们搞实验。如果稍微出点问题，就兴师问罪，戴上一批政治帽子，那谁也不要搞了。〃
另一个是周建南。周是原电子工业部部长、中顾委委员。庆典后，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周建南专门留下来调研，让他和深圳一起研究股票市场下一步怎么搞，探讨发展中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周建南回京后全面准确地向党中央汇报股市利大于弊的观点，同时提出具体改进的意见。
决不能因怕飞进几只苍蝇而拒绝窗外的天空。江泽民总书记最后拍板，允许股市继续试点，但为保稳定，暂限深沪两个城市。
中国首次绝密托市
股市崩盘的危险迫在眉睫
1991年8月，深圳股市自1990年12月开市以来，已连续下跌达9个月之久，总市值已损失达七八亿元之多。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例如，某退休工人，倾其所有，于上年10月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
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深市龙头股深发展的广大持股人身上。深发展于7月30日拆细为29。54元／股，8月17日复盘，突然掉至10元／股。
市场一片恐慌，股市崩盘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习惯于计划经济下过日子，却远未适应市场经济风险的投资人期待着政府。
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不得不召开各企业负责人会议商议如何救市，会议没有取得成果。
9月2日，救市会议再次召开。当时的深圳市郑良玉市长亲自主持会议。市长亲自出面，使各方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救市任务的急迫。郑良玉说：〃希望大家能积极入市，我们现在股价已跌到了这么低，大家买回去多便宜！你们买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们的利益是不会亏的。如果大家出力救市，不仅将来股价回升时有利可图，而且也能获救市有功之名，可谓是名利双收。〃
会上，有一个人如坐针毡，他就是发展银行的副董事长谢强。作为深市龙头股的代理人，先是8月的扩股招来一片骂声，居然有人指名道姓让他下台滚蛋；艰难的扩股完成后，第一天摘牌竟落到10元，奋力挣扎后，也才勉强保住13元。他知道，如果要救市，发展必首当其冲。
会后，谢强找到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讨教救市方略。
禹国刚为他谋拟了一石三鸟之计：首先，发展如挺身救市，将成为稳定深市的第一功臣，并为市领导解决了难题；其次，前一段发展银行为了获取经济效益而放弃了大量公股，若能趁此机会捡回来，既能保住公股的优势，又能分股市之忧，两全其美；第三，发展银行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吃进股票，就是坐吃利息，也比信贷的利益可观，况且，股价在发展银行，派息分红也在发展银行，不用像搞信贷那样又要考虑贷款抵押，又要考虑企业的偿贷能力，风险小得多。
2亿托市
深圳市政府也迅速作出决定：筹集2亿元资金救市。
9月7日，绝密的救市计划付诸实施。方针是：稳住龙头股，稳住大市；实力只有2亿元；行动总指挥是金明和禹国刚。
这是一次绝对秘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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