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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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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读研究生时，国内刚刚开始介绍引入西方国际关系学。所以，当时读到像《国家间政治》这类的书，大家真是感觉眼前一亮。当时，国际理论方面的书，对我来说还是摩根索的这本影响最大，这本书让我觉得国际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认为他的这本书讲到了国际关系的核心。
楚树龙·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我是“知美派”
80年代中期，国内兴起留学热潮，我也受潮流的影响，于1988年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去美国读书，在当时也算是赶潮流，随波逐流。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大批人联系出国。我这个人比较落伍，比较迟钝，什么事情赶不上头班车。周围有亲朋好友和同学都在动，但自己却没想到要动，感觉这事跟自己无关。但是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生时的同学、大学时的同学有一半都走了，我就感觉到自己也得走这条路，感觉这条路需要走，也值得走。
留学回国后，我曾与爱人一起出版过一本《留学美国纪行》，其中记录了我们留学美国的苦乐。1988年，我还被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教委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这是我珍惜的最大荣誉，是因为它是对我回国这条路的肯定。用一句话概括，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来说，我们这一生中最苦和最幸福的时光都是在留学时期度过的。苦有几方面。一个是生活方面，当时中美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太大。中国留学生刚下飞机后，手中还有一二百美元的人都不多，而美国人拿着这些钱可能一两天都活不了，而我们要靠这些钱吃、住、行一个月半个月。我算好的，因为有资助，但我也在餐馆打过工，虽然比起来算是打工打得少的。那是最初级的体力劳动，没什么技巧。老板多数是港台地区的，很多人瞧不起我们大陆来的。这种苦是心理上的苦，是一种尊严的苦，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苦，是一种扭曲和不平衡。客观地说，这个打工经历对我的性格影响不大，因为我这工打得并不是很无奈，只能说，那种苦我也经历了，那种滋味我也尝到了。
另外一种苦，也是最大的苦，就是孤独。在国外，你英语再好，再西方化，那里毕竟不可能是你的家，周围也不是你熟悉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成长于斯的文化氛围。有些人装作很欣赏美国的文化、音乐、美术、诗歌、体育，但那只是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和经历的角度。人们对文艺作品的欣赏，很多是情感上的东西。就像当看到电视里的运动员唱起国歌时，我们也会跟着激动，也会掉泪，因为我们一下子想起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历史，包括个人的经历，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在美国，我们可以欣赏它的文化，但不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因为它歌颂的东西与你的经历无关，与你关心的东西无关。有留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当时美国正在打一场仗，美国人看新闻是抱着一种揪心的感情，但中国人不会，中国人只是把它当做新闻看。越是感到这种文化与自己无关，自己就越是无法轻松，因为人这种动物是有感情的，人需要关怀别人、关怀什么和需要被关怀。人一轻松就会感到孤独、无聊、沮丧，甚至精神上就会出毛病。作为留学生，我们在那里最大的苦就是孤独，就是周围的一切与你无关；与你有关的，你关心的东西离你十万八千里。像我在书中写的，中国人在哪里都谈中国的事，因为这些才是令我们为之揪心动情的事物。
而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美国的学业所具有的挑战性。我们的功课很有挑战性，非常系统，要求非常高，你必须全力以赴，而且不能该读的都读，该学的都学。因为课程的关系，我必须修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美国政治等，这些东西都要系统地读。对我影响比较大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政治思想、政治学和关于美国文化的书。这让我感到在美国读博士真是货真价实。美国的成功就在一个“干”字，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不干，或干得不够。
我的研究方法论应该说也是在美国受训而形成的。我特别强调依据、论据，我的书有的很厚，其实书里的观点结论并不很多。只是，为了一个观点的提出，无论是直接提出还是间接提出，我都得用大量的东西去说明，去铺垫。假如从第一页到第五百页都是观点，都是结论，那么，这个书肯定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是空发议论而已，没有说服力。
相对于国内其他的美国问题专家，我的有些优势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比如说学术上的系统训练。当然，国内搞美国研究和对美工作的专家，真正能在美国读书、生活、工作6年——真正地在美国读美国研究的，还是比较少。我特定的优势在于我“读美国”读得较多。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讲到过国内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我从来不认为我对美国最了解、水平最高，但我敢说我“读美国”最多。当然，来到清华以后，这方面的书我读得少了，那是因为，我从事研究的面比以前更广了。
从1978年开始学英语，特别是从1985年研究生毕业到今天，我每天都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若是哪天太忙顾不上看，我之后也一定会补上的。19年来，坚持天天读，一天也没间断。我不敢说中国没有第二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我敢说中国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还有《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等周刊，我也一期不少。还有学术刊物，如《外交》（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大致有20种，我也是每期都看，找有兴趣的看。再加上美国大使馆基本上每天都给我寄二三十页官方的英文资料，加上《大参考》，加上国外朋友寄给我的各种研究报告，加上一些书，另外我每年去美国四五次，出国出境十余次，无论感性的、理性的，还是直接的、间接的，我读的都比较多。这不是说我的水平特别高，而只是说我比较勤奋阅读，勤于扩大我的阅历。我的自我界定是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我希望自己能够名副其实，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量成为真正了解美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并为中国服务。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责任，对我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使命。
国内有人把我称作“知美派”，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评价。与此同时，美国等国际政界、学界、媒体的一些人把我定位为“对美强硬派”；而国内有些人却更愿意把我这类研究美国的人定位为“亲美派”。“知美派”是对我的肯定，认为我对美国的看法等都是有依据的，还是了解美国的。“对美强硬派”，主要是美国外交界、使馆、军方，以及亚洲的外交界、欧洲驻华使馆界，包括一些媒体对我前几年的一些评价，也符合当时的事实。整个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中美关系一直吃紧，中美关系一直是斗争为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服务于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者，我的立场、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我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我的情感也是我的立场的反映，我那时候讲出一些情感上稍嫌极端的话是很正常的。我性格比较直，很多时候说话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想法。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
“亲美派”的称呼则是出自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因为我总在讲事实，而不是跟着大众的情感潮流走，不高喊口号，在社会中处于非主流状态。其实，“亲”什么国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不少国际问题专家的误解。具体到我，在爱国方面我敢说我做的不次于任何人。我碰到的情况、抉择，任何一个人碰到，我不相信会做得比我更爱国。在大家都不回国的时候，我回国了。爱国不是高调，而是需要来点实际的、具体的行动。我跟美国联邦调查局作斗争保护国家，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不要比谁更爱国，这个没有必要。
要说亲不亲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肯定亲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之间，一定要我选，我可能会亲美国一点，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过，对那里的了解多一些；现在每年往那跑的次数最多；那边的朋友多，文化熟悉，而且有些东西让我欣赏。所以，我不掩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中我最喜欢美国。
楚树龙·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回归中国传统（1）
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来清华以后，在清华执教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兴趣都有了一些转变。其中，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问题等。
直到三四年前，我发表的文章、我的内部报告、我写的书的主题都是中美关系。我最初的关注点是美国。硕士时虽然研究苏联，但我的基础，我的语言能力，我的兴趣，我了解得多的还是美国。长期以来，也是因为需求导向，就我们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我们更需要了解美国，更需要和美国打交道，美国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工也是这个。但是，现在已经有所改变。我鼓吹一个观点（现在还没有被多少人接受）：美国现在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我认为这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是靠国内市场。再有，中国重要的国际日程基本都完成了。以前美国重要，是因为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联合国、世贸组织），要办奥运会，美国是必须过的一关，但现在它已经无奈于我们。另外，我们在缩小与它的实力差距，我们可以自主发展，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有它的那些市场、技术更好，但没有也不是绝对不行的。
人的本性总是求新求变，但不是见异思迁。做事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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