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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5期-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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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城市的建设者们应该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如果你不小心，将不仅是这个城市变得好看或是难看一点的问题。
张：日本人保持并拥有了他们的建筑风格，而且很多西方人认同。
李：日本人特别擅长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他吸收中国唐代的东西，吸收西方的东西，但又和真正中国的、西方的不一样，他总是融入了日本自己的东西而自成一统。他们是一个很聪明、很有特色的民族。很多包括西方在内的建筑大师，都从日本文化里面得到很多的启示。
张：你可能独自完成鸟巢这样一个创意吗？
李：扪心自问我觉得不行，这次跟大师合作，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体育场，在我印象里，体育场是非常技术化的东西，做不出什么新意来，它的功能性太强了。所以建筑师喜欢做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这些能“发挥”的建筑。通过这次合作，我更加懂得思考方式的重要性，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懂得寻找设计的起点，但没想到体育场也可以这样做，实际上并不艰深，仍然是要从建筑应该发生的地方开始。它更强化了追问一个事情起点的重要性。你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大家耳濡目染、理所当然、实际上没有什么道理的东西。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世界一流大师也这样做设计。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所说的鸟巢最后那个动作，那个动作我们曾经有过却又远离，曾经有过其他的变化，但Jacques Herzog最后还是要回头再做。这是建筑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是完成建筑师的某种愿望，或是他心里逼着自己要找的某种东西。他一定要捕捉到那种东西，一定要把它挖掘出来。不然那个时刻可能被我们错过，或是捕捉错了，我们就没有找到使那个建筑变得完美的东西。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有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团队的工作方式，跟世界上很多事务所不一样。Herzog先生尽管有很多想法，仍然要靠这个团队来刺激他，把每个人的力量都激发出来，大家一起把它推向极致，这是非常高明的办法，也体现了大师的智慧。
后记
这篇访谈见证了我的不自量力，充其量这不过是一个“追星族”缺乏理智的行为，你见过七十岁的追星族吗？
我也许不算一个好作家，可我不打算掩盖自己的浅薄。而且，无论如何，对我打搅李兴钢先生多时，发表这篇访谈也算一个致歉的行为。
访谈之后，我们来到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说，像鸟巢这样大的跨度，世界没有，难度非常之大，对钢材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
今年下半年就要进入钢结构施工，但马上面临如下难题：
鸟巢外罩上的每一根钢材长60米，重约300吨，且不谈那些异型钢材如何加工，运输到工地就是一个大问题。
运到现场后，如何安装？只能把骨架上的钢材一根根组装好了再提升，即便不能整体组装后提升，采用局部组装提升，每一局部重量为14000吨。
鸟巢是异型结构。既是建筑物，又是一处景观，很多施工工艺、工法是世界上没有的。不但很多钢构件是异型的，混凝土柱大部分也是倾斜的，倾斜度为45度或20度以上不等。
……
但工地负责人说，这是他们的机遇，通过这一工程，对我国的建筑工程业、企业知名度，对参加这一工程从业人员的资质，都会有很大的提高，肯定能锻炼出一支队伍，培养一批人才。
“我将成为英雄。”
“我干过的工程很多，但这个工程是我一生的荣耀。”
“这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程，赶上这个工程，是我最好的收笔。”
工地负责人某某先生如是说。
责任编辑 宁 肯
父亲给了我什么
李东东
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我父亲的生日。父亲李庄，1918年生于河北徐水。按中国传统的说法，2006年，他老人家已进入88岁——米寿之年了。米寿，是高寿，也是喜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给他过88周岁生日，他于今年3月3日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也使我这个离家在外的女儿没来得及床前尽孝，只有把深深的遗憾埋在心里。
四年前的春天，我奉调西北塞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在辞别84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时，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庞、眷恋的目光，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我会好好出去，好好工作，好好回来，你可要好好等着我啊！个子高高的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坐着，笑笑，点点头，心里明白言语含糊地答应着。
此后的这几年，每次回京开会、回家休假，我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都是去北京医院看望父亲。早些时，他还能从病榻上被扶起来坐坐，还能翻动我带给他的这样那样的书籍，后来，便完全卧床了。我能做的，就是握着他的大手，看着他的眼睛，呼唤着他，听着他吃力地、隐约地说，好好工作，回家……因为在西北工作，我无法像母亲和姐姐哥哥那样天天到医院守望父亲，我想，我应该做的，首先是完成好组织上交付的工作，按中国的老话说，对国家尽忠，这无疑是父亲内心深处对我的期望；同时，我天天在心里默默祈祷他老人家平安长寿，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边工作边守护他颐养天年，弥补我做小女儿却离家最早、在父母晚年时辞亲远行未能尽孝的缺憾。
近几年，与父亲同时代、年龄相仿的新闻界老前辈吴冷西伯伯、穆青叔叔先后辞世，自然规律迫使我与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去冬今春，住在北京医院已一年多的父亲，身体状况眼看着不好，我的期盼和担心也在被迫发生着变化，从担心来不及守护他的晚年岁月，到担心发生意外赶不回他的身边。
不管如何担心，如何期盼，父亲终究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3月15日，隆重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丙戌清明，我们全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祭奠了父亲。这之后，几位朋友嘱我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可我迟迟未能成稿。
为什么写不成？我也在心里问自己。忙忙碌碌中，渐渐想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不敢回想又不能回避的3月3日。几个月了，我始终不肯面对父亲离去的现实，每一想起，不待动笔，便潸然泪下，不能自已，于是抱定鸵鸟政策，无视现实，不看照片，不去回想。眼下，正飞行在远赴欧洲考察的航程中，万米高空，十余小时，暂时脱离了实实在在的大地和实实在在的悲喜，就借此时机提笔吧，兴许，在回到纷扰的现实和繁忙的工作之前，我将可以完成对我敬爱的老父亲的书面忆念。
一
熟悉我们家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有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是他那一家人、他那一辈人的长兄，抗战初期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他的弟弟妹妹也相继到北京参加革命、读书、工作。我们一家，还有叔叔姑姑五家三代，戏称“老李家”的几十口人，都在北京工作生活。
我的姐姐哥哥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因为分别生在祖国解放的黎明和北平更名北京之前，而被父母起名李晨、李平。我出生于建国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故名为东东。我们的名字，已不再像父辈大家族那样按偏旁部首或以某某字排辈分（比如父亲一辈的名字都是单宇、草宇头，李菇、李蓁、李蒴、李茜、李芷……），而是反映了父母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且不落俗套，但兄弟姐妹的名字之间，就看不出字面联系了。
我的祖母属于封建大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典型，不识字，没文化，连长子的生日也没记住。父亲只知道自己生于1918年夏，于是在参加革命后，就把党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用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剧名概括——《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事业，波澜壮阔。他们做父母的，无怨无悔、有国无家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我们做子女的，也就被他们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
我从3岁被送进《人民日报》幼儿园，7岁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十年时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父母身边。客观地说，在同龄人中，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环境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能进入著名的育英学校读书。但我的记忆里，尽管育英条件那么好，尽管我们十分珍视那样的学习环境，但童年少年时头脑中还是充满着两个字：想家。
我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大抵与中国一般家庭相仿，严父慈母。父亲工作责任重，职务高，理所当然地顾家少。我和姐姐哥哥对父亲都有敬畏感，说白了有时还有点儿怕他，不外乎因为他的严肃、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父亲的战友和同事，包括他的弟弟妹妹，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除了对工作本身要求严格外，几乎从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火。但在家里就不尽然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多数时间阳光灿烂，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说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此时母亲带领全家，敛声闭气，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他消气。生气到消气的时间，因生气内容不同而或长或短，几小时、几天不等。我长大成人后，越来越理解了他的这种对同志和对亲人态度的不同，不外乎内外有别，责人宽责己严，责家人责子女严；另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政治环境紧张，一个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且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大男人，纵然千锤百炼笑对人生，内心也不免会有紧张和恐惧，他的压抑、他的愤懑、他的疲惫，不朝老婆孩子发朝谁发呢？幸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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