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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5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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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中有的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有的去外地打工几年都没有再见过了，还有的已经坐了牢，判了很重的刑……
车来了，我给她留了联系方式，和她告了别。在空荡的公车上，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伤。想起了很多我成长中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感觉很遥远，且不实际。就这样，我有了把那段日子写下来作纪念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篇《少年行》。或许我写的不全面，或许我还很欠缺写作的技巧，但是我创作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写出来，也算是给青春即逝的自己作个纪念吧。
关于《城市变奏曲》，那纯粹是一时灵感所致。先前我有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也就是文中宁梓的原型。她听说我在写小说，非让我听听她的故事。然后她就给我讲了她是多么爱一个已有了家庭的大学中文老师，而那老师的妻子，很巧是她读大学时的师姐。听了她讲的那个无疾而终的故事后，我也有了灵感，于是答应她，写成小说，在她过生日时，当生日礼物送给她。可当小说还没写完，我就收到了她和她认识不到半年的美国男友去美国结婚的消息……这让我感到突然，就在一夜之间推翻重写了一次，在天亮之前发到了她的邮箱里。她读完后的回复让我感到欣慰。她说，她想买机票回来，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通过这两篇小说的创作，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小说永远不会比生活精彩。它只能是生活的提炼和浓缩，至于生活，它又是无法认清和说清的。每当对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产生了困惑或兴趣，一篇小说的灵感也就随之到来了。但小说毕竟也不是解决生活中复杂问题的办法，更多的时候，它也只是起镜子的作用，当一种呈现的工具。
我知道，我的生活阅历还很浅。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理由，反而更觉得这像是逃避的借口。对小说的创作我幼稚地认为，只有积极地热爱生活，敏感地观察生活中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珍惜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如果再能在生活中发掘，感受到一些东西，那写出好的东西也就不是件难事了。
我很欣赏，也很赞同已故的作家汪曾祺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里我想引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同时，这段话也是对我写作方向的一种指引，也是我写作时，最基本的态度。“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不能勉强。
责任编辑 宁 肯
印象·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宁 肯
吕魁很年轻，还在上大学。读了他的两个中篇小说，有些感想。吕魁的小说不老到，也不稚嫩，不极端，也不保守，稍有青涩，但是恰如其分。每个时代都会实时地呈现自己的代表作家，都有响当当的人物，但如果往远处看，或如果将来回过头看，时代往往会有新的结论。吕魁的小说不是那种姿态鲜明冲在最前面的年轻人作品，但是他的“恰如其分”令我欣赏，让我看到他的文学之根扎得诚实，看到文学传统薪火相传。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像他这样“恰如其分”地走下去，是可以远足的人。
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恰如其分”？因为我看到的个性张扬（或者姿态张扬）的作品太多了。在某种有限的层面上，现在似乎是一个自我扩张、个性泛滥的时代，有才气的写手遍布于网络和纸媒，时有作品洋溢的个性才气让我惊艳。但认真一看，这些才气往往缺乏根基，没有方向，看不清来龙去脉。我常常想，这种颇为个性化的作品能走多远？是否会被有限的个性局限？是否成长性不足？是否会原地打转？回答经常是肯定的。有些人，看他几篇作品还可以，看多了就会发现重复，甚至原地打转，他们除了重复自己似乎无路可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看重那些内敛的根系清晰的不怎么动声色的作品。换句话说，在一个有限个性泛滥的时代，特别是在青年写手身上，我更愿看到他们传统的一面。
文学史上关于作品是否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始终有争议，一般说来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能够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作家有个人风格，比如司汤达。司汤达在法国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反对过分张扬自我，主张客观写作。为了避免自己的个人风格，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司汤达每天在写小说之前一定要先读读字典，以达客观、准确，消除个人风格的效果。字典是人所共知的客观准确的文本，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司汤达要的就是矫枉过正。《荒原》的作者艾略特也是主张“去个性化”的人，在其著名的诗学理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明确提出：“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不断地消除自我，不断地消灭个性……文学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举例说：“在整个《天堂篇》中，但丁本人完全是非个性化的或超个性化的。”艾略特这样说是基于他对传统的解释，他认为从来没有任何艺术家“他本人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意义”，与个人才能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相比，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当然，艾略特也说过这样的有趣的话，“只有具备个性的人才懂得想要脱离个性是什么意思。”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艾略特的自我修正，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艾略特在寻找一种更深厚更睿智的个性，而要找到这种个性只有浸润于完整的传统才有可能。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我理解艾略特反对的是作品中的“小个性”，而主张“大个性”。“小个性”往往是耀眼的，但同时也是一种狭隘，一种限制；“大个性”则是一个人通过进入传统使自我消弭——事实上是充分发育而获得的完整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作为种子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疯长”还是在传统中缓慢地“发育”对一个作家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作家最终的成败得失，或者，你是一个一流作家还是二三流作家，都可以追寻到他的种子发育和成长时期。时下我们的一些成名作家面临的“滑铁卢”式的失败或“狂欢”式的失败，都是这个问题作怪。艾略特的话并非金科玉律，但至少我认为是一种提醒，一种不同的考虑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不同的思考方法，以不断矫正我们通往艺术窄门的路径。
吕魁的小说没显示出什么特别的个性，这是很正常的，他要是显示了我倒要为他担心。他还很年轻，正应该是悉心浸润于传统、发育自己个性的年龄。这个阶段一般说来不能跨越，因为就像跨越社会发展阶段总要遭到报复一样，人跨越自己的阶段也会落入自己的陷阱。吕魁显然不是这样或不打算这样，他的小说让我看到传统的力量。
忠实于生活感受，追求准确的表达，无疑是我们重要的文学传统。吕魁的两篇小说显示出这个特点。《少年行》是一个成长故事，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一个“他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价值系统”之外的一段青春往事。“我”是一个考上省重点中学的中学生，“他者”是一个名叫军伟的辍学者。一个不能继续升学的少年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无疑等于脱离了价值系统，那么显而易见，他几乎就是一个没有前程的人。军伟在家无所事事，无目的地混在社会上，抽烟酗酒，打架斗殴，在某种视角之下，他是社会上一个毫无指望的混混的形象。但在“我”眼中，他仍是有价值的人。小说写了一大段军伟寻仇打架的故事，事情的起因看起来并不大，只是有人将军伟的一只心爱的小狗宰了吃肉，激起了军伟为一只小狗的尊严而战的冲动。小说描述了军伟如何耐心地寻找对手，如何决绝凶狠，实际显示了军伟对小生命的深情，凸显了其令人生敬的人性。也就是说，虽然军伟处在社会价值系统之外，但作者赋予了军伟以人性的价值。某种意义，由于少了应试升学的压力，事实上军伟获得了某种自由，他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让“我”十分羡慕。这里作者除了赋予了军伟尊严的价值，还赋予了“自由”的概念价值。有了这两点，貌似凶狠的军伟内心同样具有正常人细腻美好的感情就再正常不过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军伟不顾价值系统的屏障，爱上“我”所在的重点高中的一个每天拉小提琴的女孩，他喜欢她的小提琴声，经常叫上“我”到她的楼下听她拉琴。他喜欢的刘德华女孩也喜欢，他买了带子给女孩。一些偶然因素或者说小说赋予的因素，军伟甚至暂时地获得了重点中学拉琴女孩的爱。小说到这里多少有点浪漫，我们姑且不讨论这是否有点理想化，不管它在现实生活有多大可能性，重要的不在这里，而在于作者在我们的价值系统之外提供了一种价值。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的价值系统是如此的单一，那就是奋斗、成功，而我们的高考系统几乎就是一个青少年成长道路上唯一的成功系统。只要你不在这个系统之内（根本不考虑这条路有多窄，有多少人不可能在系统内）就会成为海德格尔称之为的“被抛离的人”，就会成为弱者，成为毫无希望的人，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其自身无论还有多少精神价值都一钱不值。这个成功的系统已对人构成巨大的奴役与压迫，不用说“被抛离了的人”，就是在系统内的人精神上也是伤痕累累、坑坑洼洼。正是在这种压迫中，人们的内心自然要起而反抗，自然要不可遏止地渴望另外的价值。这是一种巨大的内心真实，作者吕魁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真实，创造了军伟这一“他者”形象——实际也是“自我”的形象。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他者”不一定在现实中存在，但往往在“自我”心中存在，也就是说，“他者”是由“自我”创造的，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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