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8-李敖这个人-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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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理亏，且来者不善，于８月２９日上午，在“市政府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与李敖达成了《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并于当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６９０１元”。其中，６９００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１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李敖大获全胜。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2）

　　　　几乎是与此同时，李敖与高雄市“政府”的一场官司也在进行中。早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李敖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高雄市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１４１号孙慧珍代为销售。６月２７日，警员王聪琰将其书查扣，并出具编号第０３９３３４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该书并未在查扣之列，李敖感觉到又有戏唱了。　　　　　
　　　　８月１０日，李敖去函高雄市长苏万成。他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１３４条、第２９条及第３０４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七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到信后，半年多时间未予理睬。于是，李敖于次年３月１３日由龙云祥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高雄市“政府”收到后，无法再赖，于５月９日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与李敖达成了“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除了撤销所开票据、退还查扣的两本书外，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一元，并将王聪琰调职处分。　　　　　
　　　　在协议当天，警方命王聪琰当场向李敖报告事情经过。这位大块头警员满面羞愧，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警方问李敖对王的处分“是否满意”，李敖网开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王聪琰听了，赶忙向李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就这样，高雄市“政府”于无奈之中开出了一张壹元额的“国库”支票，李敖把它作为战利品保存了下来。　　　　　
　　　　就在台北、高雄皆被李敖罚款后，官方在查禁出版物方面谨慎了许多，李敖的生意也似乎更加好做了。但没过多久，台中市“政府”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日，李敖得到消息：台中市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张桂贞在“国外”探亲之时，在头一天找锁匠开锁，闯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李敖赶忙从台北赶到台中，料理善后。他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后，根据官方开据的三联单上的大印，将目标对准了台中市“政府”。　　　　　
　　　　７月１日，李敖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身份，向台中市“政府”寄出了《损害赔偿请求书》。　　　　　
　　　　五个月过去了，对方没有反应。李敖又以原告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在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将台中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3）

　　　　次年２月１０日，台中地院二庭推事黄秀得判决台中市“政府”败诉。但台中市市长张子源不服，代表市“政府”提出上诉，认为扣押事宜系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签发搜索票并予执行，倘有差误，责任不在台中市“政府”。而李敖认为此理由难以成立，他的理由是：盖有市“政府”大印的三联单如何能交给警备总部使用？如此作为，在逻辑上、行政程序上、行政责任上，都是无法卸责的。对方说“收据上有‘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孟启正的签名。”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票据上确有“孟启正”三字，但并无“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头衔，受害百姓从何得知‘孟启正’是军职人员？即使“孟启正”是军职人员，将盖有台中市“政府”印信之空白收据，供非台中市“政府”所属人员使用，被告又焉能不负责？　　　　　
　　　　半年后，此案在台中高分院开庭。在法庭上又出现了一则怪事。孟启正作为证人到庭，并在作证时公然表明身份，说他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组官员”，“本案由台中市‘政府’主办、由中部警备总司令部协办。”话犹未了，台中市“政府”职员和律师马上向法庭表明：“孟启正并非台中市‘政府’职员，他是中部警备司令部政二科的人。”李敖听了，立刻向庭上表明：“这里面涉及伪证或不当提示证人的问题，务请书记官详细记明笔录。”就这样，两个衙门当庭互赖、争先卸责，闹了场大笑话。　　　　　
　　　　李敖对这场官司胜券在握。他的主要依据是：即使按照当时的查禁政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规定“出版物有本办法第二条或第三条之情事者，对其出版发行人应依有关法令予以处分，并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对象是“其出版发行人”，而张桂贞只是一位雅好收藏禁书的老太太，人既非“出版发行人”、住所亦非“出版发行人”住所，怎能查扣她的书？关键是，按照“出版法”第３９条，只禁止“出售及散布”，并未禁止“持有”。单纯之“持有”并不犯法。本案对私人住宅破门而入，抢走“禁书”，其行为，在模式上与破门而入，抢走“黄金”、“美钞”并无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赔张桂贞才成。　　　　　
　　　　看来事实明确，但在判决中，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等却判了台中市“政府”胜诉。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4）

　　　　李敖又上诉。最后，经“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宇等法官判决，台中分院三法官判决错误，要求分院更审。从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起，该案更审。更审了一年三个月，此时，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原来的法官也换了，于是由黄奠华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但林柏榕不服，又提出上诉，案审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等人手中，竟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此时，该案已历时三年四个月。　　　　　
　　　　法庭在判决书中以书非张桂贞所有为由判其败诉。李敖母子决定据法力争。他们认为，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杨秉钺等法官认为张桂贞胜诉，于是又发回台中分院更审，台中高分院法官楚汝聪等审理了此案，听着李敖在法庭上义正词严的指控，法官们为之动容。退庭后，听到审判长楚汝聪出门时的大声赞叹，李敖感觉到自己赢定了。　　　　　
　　　　终于，法官楚汝聪等以长达１２页的判决书详述了张桂贞胜诉的理由。林柏榕虽然又上诉，但“最高法院”法官范秉阁等予以驳回。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李敖前后打了五年七个月的“国家”赔偿官司，终于胜利了。他大喜之下，立刻致信林柏榕：“你们官司打败了，快赔钱来！”在林柏榕采取拖延政策后，李敖又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声请状》。４月１９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赵春碧下达了执行命令，５月１２日，台中市“政府”终于开出了“国库”支票，全部赔偿（包括利息）总计新台币２３４８６５６元整。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5）

　　　　李敖执票在手，兴高采烈。他对人笑着说：“张桂贞老太太真后悔家里只收藏了１４７０８册禁书，要是多收藏十倍，那台中市‘政府’不就多赔了十倍了吗？这样子，每册照定价十足收款，不打折扣，简直比卖给书店、卖给读者还划得来呢，这么好的买主，又哪里去找啊！台中市‘政府’万岁！台中市‘政府’万岁！”　　　　　
　　　　在法庭上，李敖一连打败了三个“市政府”。在法庭外，他见到了那个参与查扣作业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他开玩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杨三共满脸通红、摇头苦笑说：“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　　　　　
　　　　在风波不断的官司中，李敖始终坚持坚定的斗争信念。他认为，自来衙门欺负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能得以形成，与老百姓的消极配合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逆来顺受，给以配合，这样才使这一欺负作业完成。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戒讼”的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是在助长统治者的威风。西方人为了一文被欺，往往千金兴讼；为了一句被诽谤，往往告进公庭，涉讼经年，这种勇于抵抗、据理力争的精神正是一个进步民族的标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举世畏讼的社会就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引领人民步出“忍气吞声”的思想窠臼。因此，他感到一场官司下来即使只赢了“一圆钱”，其意义非凡。在打官司的心态上，自然有了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超迈，“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谓‘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①因此，他以做“刁民”为荣。　　　　　
　　　　


第五部分白眼看“台独”（1）

　　　　二、白眼看“台独”　　　　　
　　　　“台湾独立运动”（简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