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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李敖这个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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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因梦在自传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
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③
李敖对爱情的古典方式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过去把爱情的份量看得太重了，太高了。要做一个忘情者，过一种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要保持一颗禅心，无情又无争，像柳宗元那样超凡脱俗归隐人间。但也不能没有爱情，只是在爱情上要做一个唯美主义者，不能像胡适那样自我约束，那样“谨严”，要像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那样。他很欣赏王尔德。王尔德２０岁时进入牛津大学，随之形成了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生活观，即所谓唯美主义。但他不像王尔德那样追求豪华生活，只生活在阳光与鲜花之中，而只是对其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特别倾心。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既有西方所谓性解放的思想因素，又有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女性的歧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的所谓“唯美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现代化的爱情”。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6）
这些观念后来结晶为李敖的爱情理论，在他的《张飞的眼睛》、《关于“三情之书”》等文章中有了更加系统的表述。什么“爱情是不盲目的”、爱情是“纯快乐”、“爱情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是会变的”、“爱情是要技巧的”、“爱情是唯美的”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立论，但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氛围实在是难以合谐相融。
在大学毕业时，李敖的情爱观念已基本定型，他在日记中写道：
看到莫宜春的照片，使我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想，我发现我毕竟是文人！一个太理想主义的文人！感情在游移之间，又趋向“一片冷香唯有梦”的境界。我知道我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我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博爱主义者，我不知道爱谁是好，但我知道我绝不能满足一个，绝不能从一而终的。还有，我已深知“爱情的超时间主义”，并且深信它，或一瞬，或永恒，或十天，或半月，我又拈出“爱情的超现实主义”，何必深识或厮守呢？我永远是一个落拓而不自怜的人，永远是电影与萍踪般的超现实。①
可以看出，他原有的那种“古典”的真爱已化作不可复得的美好的鸿泥，他不再去认真地对待了。不仅玩世，而且玩情。爱情只是为了轻松，只是为了愉快，其他不再考虑。正如他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所写的一首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解语花”系知心用典，乃美女之喻。当年，唐明皇携嫔妃贵戚于金秋至太液池畔赏莲，但见池中白莲盛开，其艳无比，左右赞羡不已。唐明皇手指杨贵妃对左右说：“此花怎及我的解语花！”李敖引用此典意在表明，他不再去寻找那种红颜知己了，男女情爱不过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观念与常人所遵崇的永恒爱情自然相去千万里了。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①这种爱情观具体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为了减少“麻烦与营扰”，当分手时就分手，决不藕断丝连。就像他后来诗中所写的：“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7）
李敖产生爱情危机，正值读大学二年级，那种本来就放任自流的生活更变得没有节制了，生活中的行为一度处于错乱之中。种种劣迹纷纷滋长，用他的话说叫“鬼混”：睡懒觉、逛大街、下象棋、打桥牌、看电影、抽烟、喝酒、侃大山、搞恶作剧、逛动物园……情感上的失意，陈旧而浅陋的大学教育使他对课堂也完全失去了兴趣，要么在课堂上专门捕捉老师的失误，用假史料捉弄老师，要么就逃课。有时仅仅是为了意气和情绪，为了逃课而逃课，心高气傲，故意作出并向人们露出一副放荡不羁和玩世不恭的样子，放浪形骸、以此来舒解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段“小弟昨夜骂我之文”，剖析可谓切中要害：
李敖先生，——刁猾尖刻，玩世不恭，学识渊博，天生傲骨的狂士，这是头一眼的结果。现在我要戴上眼镜了，眼镜背后的眼光，常使人难受，但它正在上下打量您，阁下的刁猾尖刻，玩世不恭，我认为不过是为了掩蔽阁下未成熟的感情与感情上的创痕而已！①
情绪的波折，环境的压抑，使他渴求解脱，但只要依然是这样的环境，依然是爱无着落，也许他永无解脱之日，他的同学胡家伦把他的玩世不恭比作等待阳光照射的一层“霉”，那消除“霉”的阳光何时才能出现？他不知道。
从李敖当时所遭受的情感挫折来讲，李敖的放浪形骸，消沉颓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危机的自我解脱，但从他古典而又炽热的真情来讲却又是一种痛苦的情感挥霍。他所认为的“爱是纯快乐”及“泛爱主义”的思想，严格地讲，追求的只是表层的快感而已。任何常态中人对这种观念恐怕都会认为具有不道德的因素，是难以接受的。难怪后来聂华苓在给李敖的信中说：“你的那套想法，年轻的少女受不了的……记着：理论是一回事，可不要伤害女孩子。”但这种观念的转移，却是李敖在极端痛苦思索中完成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这种爱情观势必会对不苟同此观点的对方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上的无牵无挂，却也在事业上酿就了他的成功，成全了“笑傲江湖五十年”、“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人生。是耶非耶，功耶罪耶，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评价了，也许这正是李敖人生中的一个悖论。
李敖在回忆到这一段生活时，曾说自己的“鬼混”完全是肇因于腐败教育对自己的压迫，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这只是其一，爱情的失落和不稳定亦应是李敖走向“鬼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种精神，使我常常采取一种虚无气质去‘鬼混’，如果没有‘鬼混’，而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个‘好学生’，我想我早已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我庆幸我在大学五年，还没有被巫师们感染上精神病，我庆幸我抓到了‘鬼混’做武器——我感谢‘鬼混’！”“我的反抗方法，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①也许正是这种对异性交往与爱情方式的奇特处理，对自己所不满的环境的变态的反抗方式，李敖摆脱了一场在青春时代难以解脱的情感危机，成为一个“钻破蚕茧的变形虫”，最终从情感的“盘丝洞”里走了出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1）
三、自省：痛苦中的嬗变
在台大，李敖的朋友庄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李敖做大坏蛋极够资格。”李敖姆峭寻常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坏而不肯坏，有能力坏而一心去好？
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志向而言，他不应该属于那种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的角色。他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在那放荡不羁的生活表层之下，在那具备变坏的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他的灵魂从未得到过安宁，他在孤独中走向自省，每日“三省吾身”，寻找着实现自己志向的方法和出路。
他不断地设计着自己的性格，认为“坚强出自温和中，正经出自滑稽中，是高人”②。
他有过彷徨：“下午五时睡醒看图，想到除了欢乐外人生还该追求什么呢？别‘白首太玄经’啊！”①
他走过极端：“名誉坏时，使它更坏，那你名誉就好了。”②
他有过对自己形象的自恋，他在《大学札记》中写道：“我该经常设想我在人们（尤其是朋友们）眼中的观感，我要使人觉得我是伟大的、庄严的、可敬佩的。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了，但我自信它是无害于我，也无害于人的。”③这种被同学称之为“领袖欲和独断气质”的虚荣、自满、自豪和自我陶醉心理，在李敖的大学后期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
他在侃大山中炫耀知识，哗众取宠，用奇装异服来突出自己。他十分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希望能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这种心理的突出表现便是十分看重周围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
胡兆述说我风度翩翩。（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９日）
晨少杰言我往事，说我“满腹经纶”。（１９５８年８月５日）
宿舍教官李新中言我学者派头。（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
“凝”说我“博学多才”。（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2）
光复节放假，黄国茂言昨晚在车上闻二女生谈及我，说我像徐志摩，昨日英善之元莲亦言她们说我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风度。（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英善盛言吾之穷硬骨头，其极为心折。（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
中午上校教官徐行呼我为文学博士。（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
魏钻松言我像个教授。（１９５９年６月７日）
他崇尚那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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