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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往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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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吹┥锵堤讣诣褰淌谑悄Χ娜胧业茏樱邮鹿窒到脱侵奁俺嫔弑湟煅芯浚岢隽恕耙焐俺姘呦馇断孕砸糯砺邸保诠室糯Ы绾苡杏跋欤衷诘比皇鞘椎逼涑辶恕�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就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1952年，国内生物学界又一再强调坚持米丘林方向，公开批判摩尔根学说，这对谈家桢形成很大的压力。1952年5月27日《复旦》校报上登有一张谈家桢看显微镜的照片，文字说明是：“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学习米丘林学说研究遗传学。左图为谈教授用显微镜观察果蝇。”这显然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应付，因为从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谈家桢是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遗传学，还是用摩尔根学说来研究遗传学，反正顺着形势来说就是了。
1956年8月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在苏共20大之后。那时，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以斯大林为靠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起来的李森科，也开始遭到苏联科学界的清算。这不能不对中国生物学界产生影响。所以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摩尔根学派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对于谈家桢说来，无疑是一次精神解放。次年，毛泽东又两次接见，鼓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有毛泽东撑腰，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复旦在1959年成立了遗传研究室，后又扩建为遗传研究所，终于在遗传学上搞出了成绩来。
抓重点是为了推动全面。那一年知识分子特别兴奋，觉得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都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印象较深的有：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起了持续数年的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王中在新闻系提出新闻改革的观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我们中文系，一些曾经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批判的观点，又提出来讨论，如写真实问题，文学的艺术特征问题，蒋孔阳还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提出了一篇长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当然，这与苏联文艺界的新变化也不无关系。这年的科学报告会，办得特别热闹，不但教师提供论文，学生也另辟专场。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持续了很多年。应该说，这对复旦的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可惜到得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就在无形中中断了。后来虽然恢复，可已不再有当年的盛况。
那时，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领导上还提出要鼓励“独立思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本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正是知识分子创造性工作的基本要求，在1949年以前，复旦学子还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写入校歌。而百家争鸣与独立思考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独立思考，何来不同意见的争鸣？既然要百家争鸣，当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在多年强调思想统一、形成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种精神已经失传了，现在重新提出独立思考问题，的确是鼓舞人心。当时不但领导上鼓励独立思考，而且教授们也都现身说法，强调独立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复旦》校报上还登着一大篇郭绍虞教授谈独立思考的讲话，很具说服力。
但是，“独立思考”的口号，与“驯服工具论”却是针锋相对，不能兼容的。要独立思考，就不可能盲目地服从；要做驯服工具，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两者冲突的结果，当然是“驯服工具论”取得胜利，凡认真进行独立思考者，无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1）…（图）
1956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独立思考”的号召，这种方针和号召，切合文化科学工作的特点，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激发起知识分子最大的积极性。
这一年，人民政府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类地区计算，一级教授的工资有360元，副教授和讲师相交叉的六级工资是156元5角，比原来多出几倍，有些刚工作四年的新讲师就有92元，最低级别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当时的物价，虽然已经上涨，但还算低廉，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统一伙食标准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饭是2角钱。所以这次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确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本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况却发生突变。整风运动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鼓励鸣放活动，但当人们经过一再动员，开始鸣放时，却突然一转而为反右斗争，将积极鸣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且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阳谋”，目的在于“引蛇出洞”。这真使人惊诧莫名，突兀万分。但现实又是这么残酷，这些中计落网者，从此走上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层层动员，大鸣大放
虽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变化，但知识分子毕竟经历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仍旧心有余悸，并不是马上就肯大鸣大放。为了造成鸣放局面，上面可以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基层，层层动员，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表讲话，这才将群众发动起来。
我们可以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矛盾学说，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文艺学术的方针，并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文件在没有正式发表之前，就破例将记录稿传达到各文化单位，起到全面动员的作用。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后来公布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打消顾虑，鼓励鸣放。这是一个中央级的鸣放动员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整风运动指示。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动员鸣放。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陈仁炳等都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做了发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进整风运动。
6月初，复旦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动员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全校性的鸣放会，如6月3日和7日两次教授座谈会，也有党委派人到各系召开的鸣放会，约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会议，如物理系、历史系的会议，都有党委副书记王零到场，听取意见。
这种座谈会一直开到基层。在学生中，各年级党支部也都召开年级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同学对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如此层层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勋先生到北京去开什么会，也不告诉他一下。他说：“现在有人觉得，国家是党的国家，好像只有党员是爱国的，群众是不爱国的，群众是被雇佣的。……”在回忆历次运动时，王恒守教授说：“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要不得的。肃反后有些人入党，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人入党，使真正好的人不愿入党了。”他还说：“抓别人辫子打，永不会亏本，打中了得奖受赏；打不中也有奖，这比资产阶级做买卖还‘稳’。”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2）…（图）
6月6日，《复旦》校报以通栏标题《继续“放”“鸣”，揭露三害，提出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报道了各系鸣放的情况。其中报道了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对共产党的指责：“你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杨兆龙说：“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所以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肯定成绩，还检查什么错误。要检查错误，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全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此外，对评级评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认真检查一下，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生物系教授刘咸说：“党群之间为什么有墙沟？是因为将全中国看作党天下。希望不只对党员作风检查，同时对国家的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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