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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往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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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的丽娃河畔那么幽深雅致，这是一大缺憾，以致当时有人感慨道：“复旦连谈恋爱的地方都没有！”好在那时周围房屋不像现在这么多，校外的田野很开阔，略可弥补，而且在夜色掩映之下荡马路，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到得60年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但管理愈来愈紧，思想愈来愈革命化，情侣们只好转入地下活动了，这使得复旦校园减色不少。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1）
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点，文艺界也是改造的重点，中文系处于两界的交叉点，所受冲击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文艺界的思想改造是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进行的。还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天，即11月24日，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12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思想改造》，意在将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文艺界。而在这之前半年，则已经进行过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了。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看，此次讨论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评价一部电影的成败得失，而是借此来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毛泽东从电影《武训传》和对于武训及《武训传》的众多歌颂里，看到的是：“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乱，当然不是通过一部电影的讨论就能解决问题的。继续寻找题目来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正是毛泽东所抓到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俞平伯本身，而是由于他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是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通过对这本书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可以打开批判胡适思想的大门，而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正是当时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会为大学刚毕业不久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受到压制而大动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来反对大人物，利用青年人来冲击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种策略，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是，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还看不出其中奥妙，难免有些隔膜，行动起来就要撞在枪口上了。
冯雪峰在《文艺报》奉命转载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时，写了一个较为实在的按语，结果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斥责和《人民日报》公开的质问；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站出来发言，指责《文艺报》压制路翎、阿垅等新生力量，结果引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
当然，胡风也不过是以此来作为一个突破口而已，而对胡风的清算，也只是迟早间事。因为胡风在文艺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确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合的地方，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对于文艺界的这些论争，一向是很关心的，因为它与我们的专业有关。但真正重视起来，则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之后。这篇文章，明显是针对冯雪峰的，因为他是《文艺报》主编。但冯雪峰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艺理论权威，怎么为这一点小事就受到公开质问，而且被撤掉主编职务呢？实在有点想不通。但文艺界将有一个大变动，是看得出来的。待到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之后，特别是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两派斗争的继续。大概正是为了要引起学生们对反胡风运动的重视，市领导特地派了一些作家来做报告，加以引导。我记得其中有吴强和靳以。靳以在复旦中文系教过书，大家都知道，吴强那时还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红日》，不太有名，当时会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高高地举起雪亮的小马枪》的作者，但我们大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对这位作家也并不怎么重视。
而不久形势就发生突变。《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给舒芜的信，标题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而且加了许多非常严重的按语。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来时，标题已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反党而反革命，问题当然是愈加严重的了。接着，就是停课搞运动，并且由反胡风集团进而发展成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我当时很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意识到这样不经本人同意就将私人信件公布出来，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原则的，而且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去理解问题。虽然觉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很是费解，但既然党中央机关报这样说，总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怀疑了。只是《材料》里将我们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定为胡风骨干分子，觉得很是吃惊，而且学校里还将四年级的几位同学也牵涉进去，更是觉得可怕。
贾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不久，就被捉将进去。据他自己后来告诉我，说是党委书记杨西光用汽车送他到高教局里去开会，局里有陈其五等三个干部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贾先生说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态度很笃定，吃过午饭后还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陈其五等人说他态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里交代问题，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这一去，就关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来，仍旧是监督劳动。
“这不是诱捕吗？”我问。
贾先生却说，在家里捕还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杨西光对他还算客气，在去高教局的路上，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到了高教局，陈其五宣布对他停职审查时，杨西光还说：“贾先生，我们学校里缺教师，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赶快回来教书，我们需要你。”
贾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对他做过一点好事，或讲过几句好话的人，他都记得，永远表示感谢。
他还告诉我，在胡风案子平反之后，有一次章培恒进京开会，见到杨西光，杨西光叫章培恒带话给他，说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杨西光不送，也会有别的人送的；并说，贾先生如果愿意见他，下次到北京时打电话给他，他派车子来接。他还抄了电话号码托章培恒带给贾先生。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2）
贾先生说：“他所说的倒也是事实，不过我没有去见他。”
章培恒当时虽然刚毕业，但已是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各系还未设立总支部，他这个支部书记，就相当于后来的总支书记，就是领导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规格比贾植芳略低一级，是党委副书记王零坐汽车到他家中来接，也说是到高教局开会，是舒文把他留在高教局里写检讨，两三天后，再把他隔离到一个什么地方，——因为车窗挂上窗帘，他也搞不清这是何处，但凭他老上海的经验，觉得这也许是建国西路什么地方，不过十多天后即放回复旦，当然仍是写检讨。他的罪名是给贾植芳通风报信。其实，他只对贾植芳说过：“反胡风是中央的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势有谁看不出来呢？当然，他还有别的一些可以上纲之事。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在学术上想研究三个专题：一是鲁迅思想，二是胡风文艺理论，三是屈原作品。这第二项，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章培恒虽然担任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却是书生气十足，不大能领会政治行情，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声讨檄文之后，他竟然写文章到《人民日报》去与之商榷。文章当然不会发表，但账还是记着的。而且，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文艺月报》上对于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寄出，但曾与老同学王聿祥说起过，王聿祥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回去讲了出来，有人就写了《感情问题及其他》加以批判，并且赶着加料出了书，这一切很快就反馈到复旦来，都成为章培恒的罪状。后来，王聿祥也因胡风案被关了进去。审查的结果，章培恒不但被撤掉支部书记的职务，而且被开除了党籍，调到校图书馆去工作。
施昌东则是直接从学校里逮捕的。不过公安员还算讲文明，用一块手帕将他手上的手铐遮住，算是顾全他一点面子。但关的时间却很长。听到他回校的消息，我到淞庄宿舍去看他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后来他就留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员。把他关得很长的一个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听章培恒说，那时这个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知道他是冒名顶替，用了一个叫施昌东的人的文凭报考学校，他原名本叫施昌骥，托派嫌疑是文凭的真正主人那一个施昌东，不是他。这样看来，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因头，把他逮捕，实际上还是要审查胡风案件。章培恒在被审查前是党支部书记，这些事应该是清楚的。我记得在反胡风运动中，施昌东不但没有为胡风辩护，而且在运动初期还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上，影响很大，与姚文元同列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运动一深入，情况就改变了。
另一些受影响的同学，如曾华鹏、范伯群等，则是在学校里审查，他们当时都是毕业班学生，本班同学毕业后，他们还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学习。曾华鹏在反胡风运动初期，也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很引人注目，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华鹏、范伯群和施昌东一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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