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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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已经悟到这一点，当然就没有劲头再来做傀儡了。我们决定这回要做个看客，只看看热闹不再卷入即将掀起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热潮。次日，约“过河卒”成员在共青苗圃碰头，我将这层意思说了，大家都很赞成。我们还特别叮嘱安文江，要他稳住阵脚，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文江是红三司司令，在当时是个风云人物，这么大的事体，别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动，一激动起来就冲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卷入，先得把他稳住。　　　　
　　　　果然，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热潮很快就形成了。4月10日，二军大红旗造反队的大标语就刷到复旦校园里来了。但他们始终只刷些暗示性的标语，既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表现得神秘兮兮的。但愈表现得神秘，愈能刺激人们的想像力。关心“文革”动态的人都知道二军大“红旗”与邱会作的关系，也知道邱会作是林彪的亲信。那么，二军大“红旗”出来反张，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态度呢？如果林彪、陈伯达都在反张，那么，张春桥不是倒定了吗？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9）

　　　　于是，复旦红卫兵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这时火上浇油的是，《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十个为什么》的出现。红卫兵消息灵通，知道他们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种动态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反张之风，是从中央刮下来的，打倒张春桥的时机已到，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当人们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有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满世界了，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复旦的红卫兵们怀着深仇大恨，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主战场当然仍在复旦，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园。到得10点钟左右，复旦园的几条要道便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不过，胡守钧一派这次倒没有参加炮打。因为这时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复旦，在这之前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将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隔离起来了。“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突击队乘乱冲进隔离室将他们的司令周谷声抢走，胡守钧也走出隔离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消息，更给节日的人群增加了欢乐气氛。　　　　
　　　　“过河卒”和安文江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成为人们追踪对象。有些人向我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我们参加炮打。我们还是抱着老主意：做个看客。但是树大招风，安司令是上海滩上的名人，“过河卒”是有名的战斗小组，在这样大事件面前，要回避也不容易。这时，二军大《红旗》已经派人来找安文江了，名曰访问，实则煽动。我们怕安文江头脑发热，就带着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组集中到我家，那时我家住在淞庄，离校本部很近，马上就有人找到我家来了，我们赶快转移到和平公园，在那边一直呆到傍晚。等我们回校时，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经结束。军宣队原来一直旁观不表态，他们的负责人方耀华以微笑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弄得别人更加怀疑，这时却出来传达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　　　　
　　　　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于是，校园里又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与我们上午离开时那番热烈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人们心中的疑团并未消散。李作鹏只是个海军政委，并非文革小组成员，当时也还不是中央大员，为什么要他出来表态呢？而且与上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也并不强硬，有些话还说得非常含糊。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李作鹏是林彪的亲信，林彪为什么那么快就转变态度？但这一切都无法深究。反正大家都明确一点：第二次炮打又失败了，等着挨整吧！　　　　
　　　　不过这一次倒没有再搞“反逆流”。当然不是李作鹏说了“不要搞反击”就能起作用的，想来另有原因。近来看了一本“文革”回忆录，才知道还是毛泽东特地把张春桥找到北京，下的指示：“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但张春桥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他表面上虽然也只好说“炮打”的账不要算了，其实，在内心里对这些炮打的人慨得咬牙切齿，只是需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不久就来了，那就是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1）…（图）

　　　　　　这个题目实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说的却是事实。　　　　
　　　　稍知文艺理论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观点。我一向相信这个论断，也经常在课堂里加以宣传，却不料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不是文学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创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编造好的剧本来演示，而这个剧本，却又是拙劣的仿制品。　　　　
　　　　张春桥碍于毛泽东对于“炮打”事件所作的“无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后，一时不好发作，但凭他的强烈报复心，此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红革会的账一定要算”，是他们内部的共识。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他揪出来大打特打的，却不是“红革会”，而是“胡守钧小集团”。这事看来有点奇怪，其实却反映出张春桥们的工于心计。盖因“红革会”被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点名之后，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炮打张春桥的代表，如果将他们作为反革命集团大整起来，不但外界多所议论，而且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交代，而实际上，“炮打”的罪魁祸首却是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战斗组，这一点，上海之外的人不大晓得，毛泽东也未必知道，所以选择“胡守钧小集团”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最为相宜。何况，“红革会”人多势众，打击面过大也不很策略，而胡守钧这一派人数最少，对他们动手，也符合“打击一小撮”的要求。　　　　
　　　　但是，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来治人反革命罪，不但太明显，而且也难以定案，必须另找名目才行。当时最严重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有篡党夺权之类，但胡守钧们又没有此类罪行，于是只好胡编乱造一些剧情，大小事情都往这方面挂靠，迫使被整者承认，要他们在生活中演出剧本中的故事。只可惜这个剧本不是原创的，而是模仿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语调和场面，只不过把其中的人名更换一下而已，这就显得格外滑稽。如果要说有什么创造的话，只不过是移植了别的剧本的情节和人物而已。例如，我这个“刁德一式的黑谋士”的角色，就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搬过来的，但同时又要我兼任“长胡子的角色”，则是根据张春桥要抓“黑后台”的要求而附加的，至于这两个角色并在一起，是否合乎性格逻辑，则在所不计也。所以这模仿实在过于拙劣。　　　　
　　　　但我们却只好按照他们模仿、拼凑出来的剧本来演戏，不是在戏剧舞台上演戏，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演戏。当我发现自己被迫按照派定的角色在演生活之戏时，很有些愤慨，但事后略一涉猎中国文网史，却发现此类故事有着相当的普遍性。我本想对这个案件作一全景式的描写，以为或能有助于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看一个冤案是怎样罗织成的，但当时的众多演员都已星散，有许多已经出国定居，无法寻访了，于是只好以个人的经历为线索，写一点自己的感受。　　　　
　　　　淘金者眼中的火鸡　　　　
　　　　1970年，春节刚过，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突然袭击复旦园。“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要在复旦大学搞试点，抓典型，然后推向全市。于是复旦再次成为上海政治运动的中心，成为市民们目光凝注的焦点；复旦师生员工们的压力也特别大。节日的余温立刻一扫而光，拜年时留下的笑容陡然冻结在面孔上，瞬间又化为惊惶的表情。　　　　
　　　　何谓“一打三反”？当时就有点模糊，至今我仍讲不出它的全称。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打击方向是很清楚的，当时掌握复旦生杀大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张扣发曾以明确的语言宣布：这场运动是要打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炫耀道：“我手头至少掌握了一打以上的反革命集团情况，零星的反革命分子还不算在内。”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总共不过万把人的学校，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吗？而且还是新生的？然而脑子里打着这种问号的，大抵都是书呆子，他们犯了知古不知今，知常不知变的错误。要知道，那年月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讲得人们昏头昏脑，停下课来年年斗、月月斗，斗得大家眼睛发红，只要上峰一指点，有些人就会产生幻觉，在眼前幻化出许多反革命分子来，就像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淘金记》中那个饥荒了的淘金者，眼睛一模糊，就把他的伙伴幻化为一只火鸡，并且想要把他打死来充饥。至于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的头头们，由于官运相关，前程所系，更是打得起劲，抓得过瘾。他们此刻的心情，有如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阿Q，一门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