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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往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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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买东西吃的规定虽然还有，但已执行得不是那么严格了，很多人都在违规，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农民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只是学校的有些干部却还要盯着管。刚下来时，有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天热难当，就买了一块一毛二分钱的小冰砖，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本系总支委员看见了，就在会议上提出批评，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买东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别人看得习惯了，或者觉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评。那时蒋孔阳先生也在金星大队，不大有人与他交往，很是寂寞，我们就常常在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还一起上街下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汤面或肉丝面，但觉得味道特别好。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5）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之尊，去做报社夜班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他们死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影射史学更表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计谋，撒下诱饵，意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之举，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类意见，也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的了，算是做到了舆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此书倍加推荐，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何处，新在何处，问问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也说看不出好处来。在回校的车子上，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发牢骚说，以后下乡办学，倒也轻松，只要带两套书就好了，一是《毛选》，一是《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因写了这本书，一时飞黄腾达，“文革”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组长，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真是变幻莫测，命运弄人也。
而这时，在办学方向和办学方式上，也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复旦一向是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面的，还在早两年，就在理科树立了一个工人专家蔡祖泉为模范；到得196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厂制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帮周同庆教授制造电真空管，深受周同庆的赏识，周同庆从交大调到复旦时，就把他从工厂里调了过来。作为一名技工，蔡祖泉的确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也有钻研精神，但毕竟缺乏科学理论上的修养，在电光源的创造上，受到许多限制。把他树为理科教师的榜样，实在无法令人信服。但复旦党委大树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但在我们这里，此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在后面操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人接物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动。“文革”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6）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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