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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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次运动中，凡是要打倒一个人，总要动员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来编造材料，落井下石，不但弄得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而且还泼他一身粪水，弄得臭名远扬。尽管这种做法很引起正直人士的反感，但后来不但不改，反而愈演愈烈。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报上就发表了许多右派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的文章。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王造时的小女儿王海容，不但不肯揭发父亲，而且还公开宣称：“我是非常爱我爸爸的。揭发他的那些邻居、亲戚都不是好人！”她当时是复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与其父亲同在一校，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结果，她是以同情右派父亲，划不清界线罪，再加上还曾帮助父亲抄写过鸣放文章，于是也一并被打成右派分子，——此事说起来还有一点戏剧性，有一个星期天，王海容的男朋友来找她出去玩，恰好报纸催索王造时的鸣放文章，急着发稿，这一对情侣就留下来一人帮他抄写半篇文章，结果是双双被打成右派。王造时后来死在看守所中，王海容则因心情抑郁得了癌症，也很早就过世了。王造时的前妻在反右前一年去世了，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则因患精神病而亡，全家只剩下一个后来续娶的妻子，景况实在凄惨。　　　　
　　　　杨兆龙是法律系教授，从法制的观点来看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他在5月9日《新闻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文中说：“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有人用‘法制’这一名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他指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进展得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在我们中间对这种工作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看法”，并列举了10种看法，如：“认为自己有一套”；“认为中国的情况特殊”；“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认为在国内外现阶段的动荡局面中，政府应该有可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现在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等等。　　　　
　　　　现在看来，杨兆龙的意见是何等正确呀！“文革”以后，经过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出现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得领时代之风骚，其实，却只不过是重复了杨兆龙的意见而已。但杨兆龙的意见，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右派言论，而遭到狠狠的批判，不但杨兆龙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连复旦的法律系也一并被端掉了，——现在的法律系，是“文革”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6）

　　　　杨兆龙从法制的观点质疑历次政治运动的合法性，要求处理问题应有法律依据，而不能光凭政策行事，可悲的是，他这回所遇到的是更大的政治运动，他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却仍然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策条文。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总共只有一千多字，条文订得非常笼统，执行起来伸缩性很大，加上本人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就必然带有很多的主观随意性了。　　　　
　　　　陈子展在1949年以前原是个左翼作家，革命教授。他20年代在湖南自修大学里与毛泽东、谢觉哉、李维汉等有过革命友谊；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等人并肩战斗过，在文化界很有些名气；40年代在重庆差一点被国民党CC派从大学里除名。但是，他有一股湖南人的犟脾气，所以与新当权者难免有所冲突。最初是为“公馆派”的事。所谓“公馆派”者，是指当年时常进出于校长章益公馆的一批人，而章益与国民党CC派有关，所以陈子展与之斗争甚力。后来，章益虽然调走了，而围绕着章益的一批人又围绕着军代表、党委书记李正文转了，这使陈子展很愤愤，又重新展开新的一轮斗争，这就与新的领导对立起来。其实，鲁迅早就说过，旧的猛人倒掉之后，包围着这个猛人的一批人，必然会去包围新的猛人；猛人可倒，而包围者是不会变的。陈子展之所以愤愤者，是由于他对世情远没有鲁迅参得透的缘故。但这样一来，他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其实，陈子展在1957年并没有参加鸣放，因为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之后，就拒绝到校上课，同时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但学校却并没有放过他，派了一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去逼他到校开会。那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狐假虎威，对他申斥道：“我代表党，通知你到校开会。”这很激怒了陈子展。因为陈子展一向很看不起此类溜须的人，现在此人居然以“党”的名义命令他，他不禁脱口而出：“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句话应是指这个人所在的党派，不料此人汇报上去，成了陈子展骂共产党是狐群狗党了。这当然是十足的反党罪行。但陈子展根本就不承认他是右派分子，也仍然不到校开会上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学生逼着到校。　　　　
　　　　王中的革命资历虽然没有陈子展那么老，但他是随军南下干部，是接管上海报业的军代表之一，也算是老革命了，而且还做着现官：复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听说复旦党委并没有主动想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太大，不得不打。王中之所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于他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以后，矢志搞新闻改革之故。他提出报纸的二重性理论，即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又有商品性，所以办报必须照顾群众的口味。他批评《解放日报》一片机器声，一副寡妇脸。他还带了一批人到各地去进行新闻改革的调查，准备写作《新闻学原理》；同时也一路做报告，宣传他的新闻观点。他的新闻观点，在鸣放期间当然是受欢迎的，而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众矢之的。有家权威报刊，竟然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复旦大学虽然并不是主动发起者，但批判起来，却也毫不手软，校刊上做出通栏标题：《坚决和右派分子王中斗争到底！》。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还配以漫画，其中有四幅连续画给人印象甚深，题目是：《剥开右派分子王中的四层画皮》——1。革命十年的招牌；2。反教条主义的幌子；3。学术问题的外衣；4。自由主义的帽子。这就是说，王中的问题，决不是学术问题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而是挂着老革命的招牌，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种将批判人物漫画化的做法，在复旦，大概就是从王中开始，至少在正式的印刷品上是如此。　　　　
　　　　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在上海，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左派们打得上了瘾，只想再打些大的。历史系有些党员就提出了要打周谷城，理由是：周谷城在各种会议上鸣放出来的材料，不比那些右派少，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他一句都不批右派，却大谈什么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这说明他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于是他们整理好材料，上交党总支，总支书记不敢定夺，直接向党委书记杨西光请示，杨西光笑笑，也不表态，说要请示一下市委。一周以后，他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找到历史系总支书记，说：你们想搞大人物呀？算了罢，市委的意思是不要动他。这事也就作罢了。　　　　
　　　　基层党员毕竟政策水平不高。他们没有悟到，既然右派分子的划定，不是根据法律条款，而是根据政策，那么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当然可以打一些，也可以保一些，不可能一律平等。这层意思，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点透了。连彭真所说的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都被批为资产阶级观点，更何况是在法律面前或是在政策面前要求平等呢？　　　　
　　　　听说，杨西光在“文革”以后曾多次对复旦的教师说，他是懂得办大学是需要很强的师资力量的，所以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保了一些业务骨干。这话不假，复旦的确没有像华东师大那样，将一大批骨干教师都打成右派，打得元气大伤；复旦虽然也损伤不少，但毕竟还保存了相当的实力，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但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保了一个，就得用另一个去填补。比如，杨西光保了蒋学模，保了苏绍智，却把洪文达顶了上去。其实，就资历和业务水平而言，洪文达与蒋、苏都是同一档次的。洪文达的罪状是，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笔谈，说是“几年来，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结合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声威，浩浩荡荡，大有罩盖一切之势”。这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看法，其实并非洪文达的发明，原是最高领导的意见，但后来又说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洪文达的话就是右派言论，洪文达也就成为右派分子。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7）

　　　　谈家桢因受到毛泽东的眷顾，属于保护对象之列，但他的学生就不受保护了。他有一个从浙大带过来的得意门生，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被打成了右派。此人骨头很硬，从不买账，监督小组的人与他谈心，他说：我现在所有的，唯有一张床而已，不怕失去什么；帽子嘛，戴着不感冒，不摘也罢。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出国留学，学的也是遗传学，有些美国教授解答不了的问题，还是父亲为之解答。美国的教授知道后，大吃一惊，说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教授，真了不得。然而，这位了不得的高水平人物，现在是老病缠身，拄着拐杖走路，走十多步就气喘不止。　　　　
　　　　既然政策条文富有伸缩性，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保，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