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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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政府更是力倡“实用科学”，限制文科和理科的发展，在公费留学待遇上加以区别，引起教育界的非议和争论。　
　　在科学技术、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尤其在战争时期，培养大量专家以为实用，是十分现实而迫切的任务。然而，即便在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并没有丧失对教育、科学清醒的理性认识。朱自清认为“大学生多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目光短浅，只看在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不健全的表现。”雷海宗批评当时的大学教育，为求“专精”、“研究”的美名而舍本求末，“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单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朱光潜撰文解释西方大学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想，认为系一种“宽大自由的教育”，其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此非谓大学生可不具备专门职业之知识与技能，但以此为未足。理想的大学生应退可为专才，进可为通才，以其所学施之于特殊职业，固可措置裕如；施之于领导社会，主持政教，亦可迎刃而解，所谓‘宽大自由教育’者其义如此”。从事高等工程教育的梅贻琦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而且是组织人才，所谓“工业建设的领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而我们却仅仅注意了技术的训练和专家的养成。针对政府重实科轻文理科的政策、所谓“通专并重”的培养方针，梅贻琦认为是不可行的，认为在大学期间，“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这是真正的远见卓识。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只是扰民的官员和专家。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通才教育。桥梁专家、曾任北洋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的茅以升，提出高等工程教育培养专才目标，引起非议。他认为中国的工程教育抄袭美国，“广泛不精”，偏重理论，教育与工程生产脱节。但是，细察他所提出的“专才”目标，却并不是片面单薄的专家，而近似通才的要求了。他提出“专才”的八个目标是：善于思想；善用文字；善于辞说；明于知之；明白环境；科学知识，知其所来，及运用方法；富于经济思想；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　
　　和今天的情况相比，应当说那时的教授学者对于大学实行通才教育，有更多的共识。　
　　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半个世纪前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向新世纪出发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是相同的；甚至，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急于赶超的位势和心态也大致相似。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不仅需要前瞻，而且需要回顾，需要重温我们中断已久的晚近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而在新的世纪，重新弘扬作为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　　　
　　浅议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4）　　　
　　作者简介：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中央电视台谈话节目《实话实说》总策划。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未来生存空间》、《最后的城墙》、《倾斜的金字塔》、《学问中国》（教育部分）等。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1）　　　
　　文/胡宗健　杨金砖　
　　一位大二的中文系学生常同我谈及他同窗五年的好友A。A在高中读书时就是一位好写手，小小年纪就有一些豆腐块的诗文见诸报端了。可是在高校的两年里，再也不谙此道，而成了精于应酬的交际花。甫入高校校园，他立即与班主任打得火热，尔后，则频繁地出没于团委、学生处、宣传部和系领导的办公室及私人住处，这时自然少不了做些家务活儿，当然也　
　　少不了与其对饮漫酌。所有这些，都可归之为小心奉承的系列化运作。这一二年情感投资的所获是丰盛的，学校中上层都信任他，学生官已拜至校园最高层，这使他更坚信了“走出书本”、“冲出书斋”的初衷不可动摇。　
　　对这位A，我起始愕然，继而又觉得，在官本位的气候下，无权的“英俊沉下僚”，A的这一选择，又属必然。如今，由这一官本位所辐射出的种种负面效应，如学术作假、学术泡沫、考生作弊、读书无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现在奉行的商业和经济逻辑，有些做法诚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学的理念，始见于18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这就是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趋于淡化。它是知识的权威机构以教育培训和资格认定的形式来控制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动；以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来构筑合理化的社会不平等；它是蓄养高品位文化的世袭领地，从而培养一批批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成员；它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堡垒，最崇尚精深的学术品格，拒斥现实的功利主义，厌弃弄虚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视角，对卑污、贪婪和腐朽提出无情的批判，以趋向人们心中的社会价值权威的角色。正因了这种高品位文化和价值观权威的自信，才赋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这种对社会深切关怀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现得最为执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马上任，执掌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20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500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感受之一，校龄只有莱比锡大学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学竟能后来居上。因此，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　
　　纪念的话说过，即进入正题。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为标本，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本校当20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他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联。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地是受了19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野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两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遥想当年，陈独秀这些大家名流那样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元培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兼容并包”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大获得了绝非“一元论和独断论”，而是学术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20年代时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则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沧桑巨变，但何谓代代相传的“北大学风”？这便是。　
　　至于思想自由，它当然具有较大的涵容性，尽管理解的千差万别，但独立的胆识、感受力、判断力和鉴别力则是其根本。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校与教师，也适用于教师与学生。譬如，作为今天的现代教育家，我们竟没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开启心智的教学授课方式。一部《论语》，实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试题折磨、窒息学生思维的现代教师们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标准化课本、标准化考试、标准化答案基础之上的反个性的现代教育模式倒应该从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　
　　一次，颜渊、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于夫子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