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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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区域，集中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欧洲文明并没有自己的中心地带，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倒非常有利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国古代是不会有那么广大的区域的，所依靠的恰恰是非常具有弹性和凝聚力的教化作用。中国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现代的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理念的公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多数来自古典的文化结构。因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意思自治的“契约”，中国古典社会恰恰是“身份”，由“身份”到“契约”便是中国的现代化。　
　　时贤指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传统的精神资源，诸如希腊自然法、罗马私法，意思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似乎中国古典社会没有任何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其实已经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套子里面了。直到现在，2003年4月5日，我在讲选修课的时候，还有一位学生固执地认为欧洲和美国就是现代社会的中心，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改变。这位学生中毒之深，可见一斑。现代化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也绝不会仅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体。再说，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许多古典文化的资源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扔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地球存在和全球化的时代，对待各种文化，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的理念，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有一个自觉，深切认识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通过我们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的梳理，我们看到，中国具有深厚的私学传统，这种私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大的担当，为古代中国文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孔子、朱熹、武训是中国私学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私学传统焕发了新的时代风采和神韵，张伯苓和陈嘉庚便是私学的经典代表，他们为中国贡献了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礼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透的研究，他为什么能够倾其所有进行厦门大学的建设呢？私学传统对他有强烈的触动。这个“私”，绝对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地担当一个国民对社会的责任。近代中国社会命途多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官学根本不能承担国民教育。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企业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兴起了捐资助学的义举，这种行动的背后，未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作为。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之间呈现着一定张力的互动，相对来说，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之间，具有较为和谐的互动。那时候的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多是儒商，他们识大体，为了在社会上更为体面，企业家往往愿意和文化人交朋友，喜欢捐资助教，以便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最终使企业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声望。那时候的企业家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担当。　
　　张伯苓先生出身北洋，目睹时艰，对作育人才有一种自觉。张先生认定：中国将来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本校之创立亦即其以教育人才为目的，其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毅然与严修老先生联袂进行现代新教育的实践，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创立了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相对私立中学、私立小学而言，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有许多事情没有走上轨道，但是，近代中国的报馆、出版社、大学办得是异常出色的。　
　　具体来说，《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对启迪民智、推动文明、促进现代化，厥功甚伟。张伯苓先生并没有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便降格以求，张先生和严修老先生都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为中国培育人才。所以他们的目光非常正大、视野非常宽广、理念非常纯正、操守非常巍峨。张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尽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学校的经费，除了学费，主要是募捐。张伯苓先生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波劳累，时有所获，便建设一个新南开。但筹得巨款张校长安于陋室。张学良为答谢张校长帮助整理东北大学，前往张宅拜望，怎么也没想到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竟是张校长的公馆。后来张学良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先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圣人，并与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一起成为百年中国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学校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私立教育的反思：传统与现实（2）　　　
　　时序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到了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学校、企业都被扫除尽净，官办学校、官办企业垄断一切。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夭折了。政府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这种政治安排的结果便是政党逾越政府、国家逾越社会。50年来中国所实行的一套制度安排，从表层看似乎是学习苏联，其实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这套制度安排的文化理念还是“乡土中国”的老一套。只不过血缘宗亲的　
　　不平等换成了城乡的不平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平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不平等，在经济领域，国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在教育领域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的不平等。　
　　所幸1978年开始，历史开始回到正常和健全的轨道，私人的领域和空间开始扩展。经过长时间的脱臼，断裂的历史似乎穿越时空隧道，一夜之间，好像回到了从前。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5年了，这一段时间说短也不算太短，中国又是一个史学传统异常发达的国家，总应该有些史家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我们初步梳理这段历史，发现一个规律：哪个领域率先允许民间人士进入，那么这个领域的改革就相对比较深入，这个领域肯定涌现风云人物，必然对中国社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村诞生了那么多杰出的企业家，我们内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我们以往太低估中国农民的智慧了。中国市场准入制度如此不平等的情形下，农民企业家扎根在中国这片热土，坚强地挺过来了。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是现代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体系的监督者，绝对不应该同时又是市场中与民争利者。　
　　25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出版业亦有一个公正的判断。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几家老店，河北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迅速崛起，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界主事者让权的结果。中国教育界主事者从来都没有想到在大学也来个真正的改革，大学变成了官场和市场的双重奴仆，现代大学精神在悄悄地哭泣。大学里聚集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些人理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团，主事者把大学的权力下放，我觉得至少中国大学不会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说不定还会生机勃勃呢。　
　　一个健全的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必然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改革开放25年，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经济领域，私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生长。我们说很好的生长，并不是说政府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而是私营经济突破重重关锁，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点都不错的。私营企业家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花在什么地方。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社会必然有自己的关怀，有公心的企业家对社会肯定有担当，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不追求声望的企业家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捐资于学校这样的社会事业，才能保持长久的声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往往喜欢向希望工程捐资。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来担当，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缺位，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香港李嘉诚先生、邵逸夫先生喜欢向国立大学捐资，这是企业家自由的选择，我们无由干预。　
　　近十年来，中国私立教育有一个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学校生存所依托的往往是学费收入。最关键的是，所有私立学校的创设人，着眼的是把学校作为一个企业，致使中国私立教育一开始便采取市场化的模式。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国的私立学校一开始，路径就走错了。中国私立教育和当代中国的公立教育其实是一对并蒂莲，学校的品位极低。为什么？主事者没有基本的人文关怀。所以依然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还没有走上内涵再生产的路径。这里我们不讨论私立中小学，只说私立高等学校。几乎所有的中国私立高等学校都是职业学校。我在和一位私立高等学校的主事者交流时，这位自认为有教育家理念的校长，所念念不忘的是培养高级技工。技工还需要高等院校来培养，岂不怪哉？我们已经说过，中国是世界教育资源大国，所以学生的来源是绝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私立大学的校长更应该具有教育家的情怀，而不是企业家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