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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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苓之于南开，李登辉之于复旦，从文化的角度应该有极有意思的文章可作，至少很能钓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胃口”。比较复旦和南开两校，自然也有着更大的可发挥空间，同为私立学校，在办学体制、学科结构、教育方法、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诸方面均有可资挖掘的内容。研究这两所在中国历史上较具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从当日中国教育资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为当下中国民办教育提供一些办学思路和观察视角，为中国教育发展寻找一个观念的突破口，将中国高等教育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作者简介：　
　　王昊，1977年生，山东招远人。现工作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南开校史研究。　　　
　　老清华教授面面观　　　
　　文/唐少杰　
　　老清华（1911…1949年）的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个群体，当年的校园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谈论着他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兴味无穷，从中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那真是一个令人流连的时期。　
　　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议论过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华的学生如此大胆又如此深情地大面积、公开化地大谈特谈教授甚至是校长的。我们不得不为当时学生的大胆惊叹，更不得不为那时的宽松的师生氛围惊叹。从中能够领悟出的远不止是一幅幅教授众生相。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特别为我们的刘叔雅先生而设的。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一幅多么不堪的形象。这是发表在1934年《暑期周刊》上的《教授印象记》中刘文典先生的画像。一位有着清新优美的文笔、绵密新颖的思想的学者，在学生的想象中该是位风流倜傥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个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怎知是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吗？其实不然，他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在学生笔下遭遇相同命运的远不止一个两个：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的学生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的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宓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岱孙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载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的消息，这就是咱们主任万能之一。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地每堂课都写给那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学生的心目中，每个教授都是独特的，最棒的，不论是有着“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如同“耶稣下诞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似的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是“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真个把西洋式尖头鳗的气味表现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抑或弟兄教授——“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　
　　是这些教授本身为作者提供了鲜明的范本，更是同学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些“教授印象”。当年的清华园有这群卓越不凡的教授固然是大幸，同样的，有了这些妙笔生花的学生给后来的人们留下这些形象，不也是大幸？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1）　　　
　　文/谢泳　
　　一、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及大学理念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只是20世纪以后的事。主要以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其他大学的建立时间大体在这前后。①当时中国大学的主要格局是　
　　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形式。　
　　国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省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教会大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1929年7月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当时这三种大学的实际地位虽然稍有差异，但在法定地位上是平等的，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　
　　本文讨论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指国立大学的校长，不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校长，也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其控制地区建立的大学及它的校长。　
　　20世纪早期，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从法律制度上观察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从后来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比较顺利。它有两个特点：1。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有世界眼光，如蔡元培和蒋梦麟。2。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蔡元培、蒋梦麟都做过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　
　　早期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来自欧美，越往后受美国教育制度影响越重。上世纪30年代，研究中西比较教育制度的常导之认为，英美两国倾向地方分权，其学校制度上容许较多的回旋余地，其他各国均倾向中央集权，全部学制皆出于最高行政机关的一贯规则。常导之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　
　　常导之最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