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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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没有什么理由对它进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没有同时撤退。果然，日寇因顾忌于与美英尚有外交关系，没有占领校园，于是总算保留了燕京大学这么一块处于敌人刺刀丛中的自由学习园地。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私下称这个敌伪包围下的孤岛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平津一带沦陷区很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撤退到后方去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抗日爱国青年，因此，学生人数猛增。　
　　陆志韦先生虽已不再担任代理校长，但仍参与校政。当时，日本侵略者飞扬跋扈、气焰嚣张，虽说尚未占领学校，但是刁难与磨擦则无时不有。例如，他们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本侵略军攻占中国城市的游行，学校没有同意。又如，他们借口说燕京大学既然是一所国际性大学，那么就不能没有日本籍教授，于是，提出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三个监视爱国师生抗日活动的特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这块自由学习园地，使之不被敌伪的奴化教育污损，校方提出日籍教授不能由日方派遣，而应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校方主动聘请了一位真正的学者、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这才搪塞过去。燕京大学就是这样不断应付日寇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自由，维持课业，勉为其难地苦撑了四年。　
　　这期间，在燕园里人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四年间，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老师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他们一路平安。不但替他们绝对保守秘密，并且大都向他们资助一些路费。　
　　陆志韦先生在这几年里，除了协助办理校务和带心理学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西南联大曾约陆志韦先生去执教，先生未去。原因之一是不忍抛下无依无靠的家庭，同时也认为应该坚持在燕京大学为国家教育事业继续出力。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偏安政权不抱什么希望。　
　　对于国民党后来的假抗战真反共的政策，对于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对于国际上的政治动态等，陆志韦先生经常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言论是相当激烈的。那时，虽然燕园是在美国人庇护下，但敢于直言不讳谈论抗日问题的并不多见，因而他赢得了全校师生们的赞誉。　
　　这个时期的学子们很难埋首于课堂学习。不关心政治的超然态度既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陆志韦先生也是如此，民族的屈辱不断地刺痛着他的心灵。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继之出现的无数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身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虽然不便正面参加进爱国学生的行列中去，却总是想方设法保护青年学生。　
　　“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国民党同意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陆先生也异常兴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从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好感。　
　　1938年，燕京大学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以书面向占领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在校内组织召开了追悼会。追悼会是由陆志韦先生主持的，他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主席台，笔直地站在讲台上，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礼堂内一片肃穆，足足有两分多钟的静寂。这难忍的沉默使全体与会者们透不过气来！突然，他用嘶哑悲痛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觉到了感情在交流。接着他又说：“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却被假、丑、恶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死者不可复生，但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人群中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3）　　　
　　在沦陷了的北平城，日本占领者杀个把中国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在燕京大学里却引起了这么巨大的风暴，侵略军怎可能不怀恨在心！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里，燕京大学是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但一时又难以对燕大下手。　
　　保持民族气节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早晨，阴霾笼罩北平，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军，横冲直撞地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美丽的燕园遭受到屈辱，自由的学习园地受到敌寇铁蹄的践踏；坚持真理的师生，处于日伪监视下。　
　　那天凌晨，还在日寇采取行动之前，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四人，从广播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当机立断，驾汽车直奔西山，投向了平西解放区。他们走后，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职员，除了一位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因属中立国侨民）和日籍的鸟居龙藏教授外，全部被日军逮捕，旋即遣送到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关押起来。　
　　日寇占领燕园后，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在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在四川成都华西坝成立了成都燕京大学。　
　　陆志韦先生等被捕之后，日寇妄图利用他们在学术上和教育方面的造诣和威望，让他们出山事敌，为伪政权涂脂抹粉。在监狱中，敌人用尽了威逼利诱的种种伎俩，结果却大失所望。陆志韦先生等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绝不屈膝事敌，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日寇无可奈何，就改变方法，从肉体上、精神上对他们施以摧残与蹂躏。但陆志韦、洪煨莲、邓之诚、赵紫宸、赵承信、侯仁之先生等，彼此勉励，强自支撑，相濡以沫，在生死关头，在极端严酷的境遇下，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重见光明，未名湖畔必将重新回荡起那洪亮的钟声。　
　　在敌人的监牢中，敌人的淫威尽管未能摧残先生们的坚强意志，却极大地戕害了先生们的身体健康，大家的体力大为下降，疾病丛生。陆志韦先生更是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孱弱之至，瘦得皮包骨头。日本侵略者曾哄骗陆先生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不为所动，拿着敌人给他的纸笔，严肃而认真地写了四个大字：“无过可悔”，充分体现了他的浩然正气！在敌寇的监狱中，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频施酷刑，相对来说对他却没那么残暴。对此他仔细琢磨，得出了一条道理，就是：“共产党对他们威胁大，而我对他们没有威胁力；日本人怕的是共产党，而我不是日本军阀所害怕的人！”这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狱中放风或倒恭桶时，陆先生和其他几位燕京人相遇，偶尔还能匆匆说上一两句话。这对陆先生来说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看到这些燕京人是那么坚强，敌人也奈何不了他们。　
　　陆先生入狱之后，家中只有陆夫人带着孩子们度日如年地苦撑着。尽管环境极端恶劣，但还是有不少燕京人来家关照、安慰。陆家被赶出燕园时，就有学生来帮忙搬家。物理系的学生张象乾帮着搬家时，再三叮嘱陆家的孩子们讲话要小心，他认为很可能有特务在监视着。以后的情况应验了他的预见。　
　　探监每月只有一次。所谓“探监”，只是送些洗换的衣服和少量食品，根本见不到被探望的“犯人”。头两次探监是陆夫人和赵承信夫人及陈其田夫人搭伴去的。尽管每次探监时看守都说“好好的，快出去了”，可是亲人们还是能够从取回的衣服上仔细地觉察到狱中人的情况在恶化。到了5月，陆夫人发现陆先生衣服上那不同于臭虫血的血迹，知道陆先生正在患着重病。她立即进城到从前在燕大校医处工作，当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德隆大夫处求援。郭大夫判断陆先生病情恶化，他给陆夫人出主意，由德国医院接收“取保监外就医”。5月中旬，日本占领军当局通知陆家，允准取保接陆先生外出就医。两天后，由李荣芳夫人陪同陆夫人，带着陆卓明去日军监狱接人。此时，陆先生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面色蜡黄，不能走路。日寇让雇来的一辆人力车进狱中把陆先生拉出来。陆先生一见大家就说：“想不到还能看见你们……”人虽孱弱，但目光炯炯，满腔仇恨尽在不言之中。　
　　在德国医院就医期间，除家属外，一律不得探望。经过医生们（大多是旧友或学生）的悉心医护，奄奄一息的陆先生居然转危为安，并奇迹般地逐步康复起来。　
　　在敌人监视下生活　
　　陆志韦先生出院回到家中疗养时，槐树街上来往的小贩多了起来。那时陆家不时变卖衣物，于是就有收破烂的强行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