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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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精神禁锢被打破，要求精神之独立曾是中国进步知识界一种普遍的思潮，非独陈氏所有，也非复旦独有。　
　　想到陈寅恪的原因，自然还因为他曾是复旦公学的学生。现在讲陈氏，大多只说他负籍西洋，讲学清华，以及后20年间事，对于他求学于复旦公学，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复旦自有其传统。它很少以学生中出了多少政要、名流自炫；也很少以多少名师曾在复旦传道授业而自夸。这是它的大气处。即如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一事，又有几人知晓？更何况陈氏。一所大学，到了只是沉醉于往日光荣的时候，恰恰表明它已衰落，缺乏保持其水准的自信。我希望复旦在今后也不要沾染这种庸俗的时尚，要紧的是把学校办好。　
　　校歌的作者，闻之于前辈先生，另有其人。此人也曾大大有名。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刘大白。大白先生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之一，有《旧梦》等诗集出版。我读过他的《白屋说诗》，起先发表于徐蔚南编辑的《复旦周刊》，后来结集成书，内容主要是讲《毛诗》。在当时，那是非常解放的见解。快要一个世纪了，年轻的朋友对刘大白多已不知道了，但复旦的师生，为了他那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也应当记得这位校歌歌词的作者。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2）　　　
　　校长　
　　复旦的礼堂，我读书时叫“登辉堂”，是纪念校长李登辉的。现在已经改名为“相辉堂”，马相伯、李登辉，花萼相辉，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抗战时，复旦在重庆的校址，就是有“相伯堂”的。　
　　李登辉先生字腾飞，福建人，印尼华侨。此李登辉，当然不是台湾那个现在还活着的李登辉。这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爱护学生，人格高尚的可敬的教育家。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大约在1913年，受马先生之请，到复旦主持校务。复旦后来的发展和李登辉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时，复旦的校址在“李公祠”，是李鸿章家的祠堂。到了北洋时期，复辟势力抬头，李家状告复旦占用家产，要收回祠堂。后来迁往今天复旦的校址，创建之功，李校长有大力焉。校舍的兴建，从最初“相辉堂”西面那三座楼（我读书时的编号是100号、200号和300号），到后来数学系的那座西式楼房（子彬院），都是在登辉先生主持下，募集爱国华侨的捐款建造的。三座楼是爱国华侨简照南等先生捐款，子彬院则是靠澳大利亚华侨的资助。学校西南角一所有飞檐的两层小楼，原是登辉先生建造的私宅。他的夫人汤珮琳女士是一位医生。汤珮琳女士逝世后，登辉先生把这座小楼也捐作校产，作为校医所，为纪念汤女士，起名为珮琳院。我进校时依然如此，后来校医所搬迁，这座小楼成为经济研究所所址，好像已经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情了。为了复旦，登辉先生可说是尽其所有了。　
　　听前辈先生讲述李登辉校长的故事，有两件使我深受感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民族危急，国难深重，举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青年学生的情绪尤为激昂。复旦大学本来就有爱国的传统，加之校舍也在淞沪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三座楼的屋顶被轰毁，女生宿舍被夷平，当此之际，学校中哪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市政当局，秉承南京当局的旨意，大力镇压。复旦地处华界，军警随时都可以入校抓人。有一次，警察袭来，要校方配合抓捕抗日学生。李校长勃然大怒，对他们说：“为什么要抓他们？因为他们要抗日？我就是抗日分子，你们要抓，就先抓我吧！”义正辞严，警察无言以对，只好无功而返。一个校长，能这样不顾一切地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压迫到来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学生，是何等难能可贵。如果压迫一来，便筋软骨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学生，那样的校长是没有资格为人师表的。　
　　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学生组团南下请愿，上海学生群起呼应。复旦和交大的学生结队到北火车站，也准备前往南京请愿抗日。上海市长吴铁城软硬兼施，命李登辉先生到北站劝说学生返校。登辉先生既担心学生去南京遭遇不测，又顾及学校的前途，只好前往。他刚对同学们说了句：“同学们！你们听不听李校长的话？”学生们便齐声高喊：“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登辉先生前往劝说本非情愿，看到学生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感动得泪如雨下，再没有作任何说词。　
　　从那以后，南京方面更觉得登辉校长不可信用，为加强对复旦的控制，想把校长换掉。由于登辉先生在师生中深孚众望，顶替不成，便派蒋介石欣赏的吴冕（南轩）到复旦任副校长。这个吴冕，曾被派往清华，因受抵制，做了几天没有进过校门的校长。清华是用庚款办的，可以不受南京教育部的节制，复旦就不行了，但他人虽进了复旦的门，依旧是个不受欢迎的人，难于有所动作。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又派他到中央大学当校长，同样激起了中大学生请愿抵制，仍没有成功，只好派他当了个地处敌占区无法上任的英士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前，他随蒋政权逃离大陆，最后卒于台湾。　
　　抗战期间，登辉先生固守上海，因为办正式学校要受汪伪政权的干预，李校长坚持只办一个补习部，帮助不愿在汪伪学校学习的学生得到就学的机会。他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病逝于上海。而老校长马相伯，也于抗战时期病故于越南的谅山。　
　　复旦能有这样两位校长，是复旦的幸事，也因此始终坚持着爱国、兴教、维护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原则的传统。在纪念复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这两位校长是不可忘记的。　
　　作者简介：　
　　陈四益，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进过工厂，当过记者，退休前为《瞭望周刊》编辑。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1）　　　
　　文/智效民　
　　20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　
　　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好在近年来国人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一、梅贻琦如是说　
　　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近年来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