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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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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逐渐基本认同的一种看法，就是把《大公报》视为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之堡垒，把《大公报》人群体看作现代史上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将其言行喻为“比较公正的裁判”。百年回首，在近现代这一特殊时空中，民间报纸可谓多矣，惟独《大公报》与自由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追溯起来，偶然中有其必然。笔者以为，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与报格的培植与养成，从大的方面说，是昙花一现的时代大环境使然——王纲解纽、两极对立等等特殊时代的政治语境，使奉行中道而行、自由主义的《大公报》有了生存的空间；从文化生成与机制建设这一稍小一层次来说，还和这张报纸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关系密切，深受“燕京精神”之影响与熏染有关。探讨《大公报》与燕京大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色彩找到一条隐幽的思想史线索。
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进程与古代有一点极大的不同，就是现代传播媒介开始在文化发展与思想融铸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轻忽的“势力”。在20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知识界对宣传媒介的重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教育家、传教士司徒雷登，凭着他对时代的敏感意识，从中看到了中国对新闻出版人才的需求及燕大作为教会学校在这方面可能施展的广阔空间，从1924年即开始筹创燕大新闻系。据史静寰教授在《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中不无得意地说：“有一段时间，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报纸编辑人员的地位也同样突出。”新闻史研究者公认，燕大新闻系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教育的新闻工作者，是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
客观地说，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移植，在无地自由的中国现代史上，教会大学拥有一个政治上相对自由、思想上相对民主、文化上相对开放的小环境。宗教信仰上的自由选择、思想观念的宽容开放、学术研究中的独立不依、师生关系上的民主平等、社团活动的蓬勃活跃，都使教会大学与当时的国立大学有着明显不同。作为教会大学的突出代表，燕大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特色。“燕大是在中、美两国注册的大学，因此体制和风气上都深受美国‘校园民主’的影响。与其他国立大学不同，燕大不设‘训导处’，而代之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它的目的既不是统制思想、监视行动；它的手段也没有专以记过、开除、侦探、取消公费等方法对待同学。’因此，燕大的学术空气非常自由，‘要是你愿意，你可以从马克思研究到克鲁泡特金，一直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最初八年，燕大新闻系教育全都是美国式的，因为四名教师不是美国人，就是接受美国教育的。当时，所有的新闻教科书或参考书，没有一本是中文的。”作为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人物，司徒雷登将燕大校训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在校歌中强调“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他还说：“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与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
史静寰在《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书中说，由于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也由于司徒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办学思想，凝聚成一种“无形的燕京精神”，“有人说‘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开朗’是燕京精神；也有人认为是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和外国人，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是燕京精神。对燕大校友来说，无形的燕京精神体现在燕大的校歌、校训之中，体现在燕大师生的举止、言行与风度之中。总之，燕京精神是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基础的，是对中国旧教育传统的否定，正像一位燕大校友所说：西方民主有缺陷，但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要高一个层次，燕大的民主精神培养了一个人的民主观念。”史为此特意主持了一项问卷调查，在对300名校友进行“燕大的生活最令人怀念的地方是什么”及“燕大这所教会学校所提供的教育对于你的成长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什么”两个非标准化问题时，有一半的人提到了校训，提到了燕大的民主、自由精神及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
如上论述“燕京精神”，并非随意拉扯游离，而意在说明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对其思想信念与人生践行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以研究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问题见长的学者谢泳曾说：“我近年在研究中国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较为看重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因为一个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样，对于从政的自由主义官员也是这样，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我们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价值理念的归宿，都要回到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上。这是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特点，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这样，我不好说，但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是这样的。”
思想的关联（2）
可以想象，沐浴着“燕京精神”成长的燕大新闻人，很早就会在心中或隐或现地根植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校园中，燕大新闻系学生就以《燕京新闻》与《燕大周刊》为基地，践行自己的新闻信念。这两份报刊，一直坚持新闻自由。就《大公报》而言，领导层人物中，早期的“三巨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先生有着留学（日本）背景，后入的总编辑王芸生先生则是自学成才。他们几人的思想观念固然对《大公报》的报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就像郭根先生在《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自由主义报人》中所说的那样：“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大体可以这样说，社长与总编辑们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一张报纸的风格与思想走向，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风格与思想的达成与实现，需要通过那些中间层人物的名记者、名编辑们来加以践行与推展。
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大公报》的中坚人物，多是出自燕京！出自燕大新闻系的，就有朱启平（名记者，太平洋战争中活跃一时的随军记者，参加过1945年8月19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被选入大学新闻教材。其后又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大、北大、人大新闻系教授、主任等，门生遍及全国新闻界）、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欧洲二战战场上极少的中国记者之一、著名作家）、刘克林（《大公报》记者的“后起之秀”，抗美援朝时任新闻主笔。建国后入中宣部，曾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笔）、唐振常（名记者、著名学者）、唐人（原名严庆澎，后以小说知名）、谭文瑞（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等人。其中蒋荫恩后来还曾担任燕大新闻系主任一职。另有女记者杨刚（解放时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后执掌过上海《大公报》，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和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解放后成为政治活动家，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等职），虽是英文系学生，但与燕大新闻系埃德加·斯诺、萧乾等师生关系密切。——事实上，除了杨刚，今天学界所公认的《大公报》的自由主义，正主要体现于上述这些名记者、名编辑的文字与行事之中。50年代，上述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右派”，遭受厄运，这正可反证他们思想底色中涂抹不去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
由于自5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对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会学校进行了极其激烈甚至是粗暴的批判，教会大学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一定性下再无存在空间。在《杨刚文集》、《萧乾研究资料》、《朱启平通讯集》等编辑于80年代的著作及有关回忆录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些名记者们对当年燕京母校的回忆与叙述（在唐振常先生晚年的怀人、自传等文字中，我们欣喜地读到一些篇什涉及旧年燕京），思想的影响与熏陶，被历史的忌讳抹去了可见的线索，被遮掩在粗线条的文字之下，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挖掘。
倒是在1998年北大校庆一百周年之际，出身燕大的知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说：“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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