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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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錾谡憬『莞庑讼兀ň沙莆诔滔兀┠箱毙≌颍�1937年“七七事变”后，研究心理学的条件受到限制，他转而从事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1952年后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研究语言学，成
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
陆志韦先生为人正派、学识渊博，为教育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才干无法充分发挥，身心受到损害，1970年不幸去世。1979年，党和国家为其恢复了名誉。
1926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正担任着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路过南京时看望陆志韦先生。在陆家，他们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而且特别谈到了燕京大学的发展鸿图。那时，燕京大学刚从北京城里的盔甲厂迁到西郊的海淀，学校的局面亟待展开。司徒雷登发现陆志韦先生正是他办学事业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流露出拟邀请陆先生北上燕京大学执教的想法。
1927年4月5日，陆志韦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时年33岁。
那时燕京大学校园还在大兴土木。建筑师们在未名湖西南岸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校园主体建筑群的模型，供有关人士参观提意见。贝公楼、穆楼和睿楼已建成，而适楼、姊妹楼（也就是甘德阁和麦风阁）还在施工中，燕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水塔已建成（那时叫博雅塔），它采用了中国密檐式佛塔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一座供水用的高位储水塔。塔影倒映在未名湖宁静的水面上，堪称京西一景。钟亭也修成了，一口明代的大铜钟悬挂在亭中央，每隔半小时敲响一次的钟声，总是那么深沉而浑厚。校工周大爷每到该打钟前的5分钟，就拎着个马蹄表从贝公楼东门出来走到钟亭，看着表，差几秒钟就举起锤来，准时敲下去。燕园的生活就像这钟声那么稳重、准时，似乎人们所称道的燕大效率，就是由这位和蔼认真的老校工掌握着的。
陆先生来到燕园时，燕园的建设方兴未艾，燕京的教育事业前景开阔。对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说，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燕京大学的心理学系尚在初创阶段，基础较为薄弱。陆志韦先生到校之后，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系里拥有一个有上千册心理学专业书籍的图书室、两间心理实验室、一个实验动物饲养间、一间暗房和一间隔音室。这些都是讲授科学心理学所必须的，在当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先进科学水平装备的系科了。
现代心理学是现代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脱离哲学的母体只有几十年短暂的时光。人们常常误认为现代心理学是神秘的、唯心的或不科学的，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如此。陆志韦先生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西方的现代心理科学引进到我国的教学中来的。
陆志韦先生到了燕京大学之后，除了为创建心理学系而努力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校园内的其他社会活动，深受燕京大学教职员同事们的爱戴。1928年他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的主席，曾多次为谋求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而仗义执言，与校方力争。
陆志韦先生是一位涉猎面极广的学者。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知识面甚广。到燕京大学执教之际，他已经是一位在心理学方面有不少著述、在学术界知名度相当高的学者了，故在当时心理学界，有“南潘①北陆”之誉。30年代他所讲授的“系统心理学”课程，被认为是在国内仅有的。他在国际心理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地位。
陆志韦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庄重严肃，其实，他也常常十分幽默。在心理学系的实验室里，饲养着几十只小白鼠。这是供研究实验用的，饲养费用由哈佛燕京学社供给。白鼠是舶来品，它们的饲料也是舶来品，其中就有美国的克宁奶粉。沈道璋先生曾在做实验时说：“这小东西比人还贵族！”说着用小匙舀了点奶粉放进自己嘴里。陆先生笑着说：“你也是小耗子了！”还有一次，心理系的师生在用迷路箱（Maze）测试小白鼠的学习曲线。从下午2点开始，一般的情况只需6小时左右小白鼠就能到达终点。可是这次到了晚上7点钟，它还没走完一半路程。陆先生来看时，笑着对参加实验的几个人说：“可能这小耗子不够饿，没兴趣找东西吃！”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家里拿来几张葱油饼给没有吃饭、坚持做实验的人吃，说这是对他们忍饥的诱奖（Incentive）。
陆先生对打桥牌十分感兴趣，从500分、拍卖桥牌到定约桥牌都能玩，而且能耐心地教给初学者，经常约一些教师和同学到他家去玩。
1933年，陆志韦先生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心理学（主要内容是神经学技术），时年39岁。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里优越的实验室条件，他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紧张的研究与学习，1934年完成进修归国。
主持校务
陆志韦先生从美国途经上海抵达北平，才到家就听朋友说，司徒雷登已准备推举他当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
司徒雷登之所以要推举陆先生作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是因为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那年春天，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与司徒雷登在办学方面有不同意见，已经辞去了校长职务。这就需要物色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选，于是乎就遴选到陆志韦头上了。其原因，笔者估计大概有几点：第一，陆志韦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他是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的人，因此受政治上的动荡的影响会小些。第三，当时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常有派系之争，而陆志韦没有介入任何派系，一直处于超然地位。此外，他受的是美国的教育，是美国托事部或基金组织易于同意的人选；同时，他在洋人面前能替中国教职员工说话，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也能够被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所接受。就这样，1934年夏，陆志韦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时年40岁。
燕京大学当时由校长与校务长双重领导。校长之设立完全是为了应付国民政府关于教会学校要由中国人当校长的规定。而校务长的职务，则是为了向美国托事部和基金组织负责。校务长的英文名称叫President，校长的英文名称叫Chanellor。这两个字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大学的一校之长。不过在当时的燕大，学校实权主要掌握在校长手里。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2）
陆志韦先生答应只代理1年，可是事实上一代理就是3年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了北平后，他才中止了代理校长的职务，而由司徒雷登担任校务长和校长两个职务，以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扰。但是陆先生仍然要协助司徒雷登处理学校很多行政事务。
1934年陆志韦先生从美国进修回国后，本来打算继续深入生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学校经费短缺，无法创造条件来进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工作，他就只
好转而研究语言学方面有关心理学的问题了。正如他在所著《古音说略》一书的自序中说的：“由生理心理以知语言学之大要，由语言而旁涉音理，初亦无志于古音……”他对于儿童语言的研究、拼音文字的探索，以及对古诗音韵的研究等，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认为“两只耳朵一支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必跟着仪器走”。
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从陆志韦先生到燕京大学执教到1937年夏天为止的11年间，中国大地上始终战火连绵。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再以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块安静的乐土来供学者们致力于学术研究。
陆志韦先生代理燕京大学校长期间，日寇侵华日甚一日，政局多变，环境恶劣。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先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一贯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十分不满。他利用代理校长身份和在学术界的名望，千方百计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尽量使爱国学生不吃亏或少吃亏。
那几年中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使陆先生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有了一定的认识。1937年夏天，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陆先生托故没有参加。
1936年底鲁迅先生逝世后，在北方各大学里很难找到能开大型追悼会的地方，燕京大学却得到陆校长的支持，在燕园举行了北平追悼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冲破了当局阻止各校追悼鲁迅先生的禁令。那时，经常有一些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或传讯，陆校长不断为他们具结保释，王汝梅（现名黄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国革命的友人斯诺是燕京大学的教员，应当说，只有当时燕园的那种环境，才给了他一个创作的良好机会。陆志韦先生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也有所接触，邓颖超同志就曾在斯诺掩护之下，暂居燕京大学。
在“孤岛”继续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纷纷撤退到内地。燕京大学的行政领导也曾讨论过是否撤退的问题。后来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校属于美国财产，日寇没有什么理由对它进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没有同时撤退。果然，日寇因顾忌于与美英尚有外交关系，没有占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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