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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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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金陵大学（2）
金大教学用的教材、图书杂志、仪器设备乃至有些生活设施，有一时期也从美国运来。一句话，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现象至1928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才开始改变。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中美教职员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等级高低也很明显。华籍教师中出过国的比未出过国的高。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30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高等学府是这样，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当今积极工作，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金大学生，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A。J。Bowen），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G。W。Sarivis）。夏伟斯在金大推行一种美国式的计分制，即五等制，如一班10个学生，必须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计算成绩，并硬性规定五等生开除。结果很多学生不来了，教授们意见纷纭，有的公开进行抵制。后来被迫取消。如华籍哲学和中国文学教授刘伯明，对此即表反对。这位刘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毕业生，是中国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爱国学者。他在金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热爱祖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但未能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与某些美国传教士格格不入，又对外籍教师的一些生硬作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刘伯明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为人所熟知。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学，他们来到金大，不仅为了学习外语、科技和书本知识，他们有抱负，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学校前途。所有这些都是随后由中国人当校长的精神准备。
由于当时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校长和主管财务人员，都直接由美国教会指派。主管财务人员初称司库，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女教士毕律斯。她来华时才20岁左右，解放初离开南京时，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献身精神、精明能干的老小姐。1927年我当金大校长后，她是配备给我的英文秘书。
三、动乱中接任校长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久，金大所有的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5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11人。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24年。
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教育部）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1947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二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四、文、理、农三个学院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三院的规定。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八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领导下，文学院许多师生参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协助开展“工合”并开办“工合训练班”，我本人在成都时，也曾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是宋庆龄）。1944年我去美国考察时，曾在华盛顿做过有关“工合”的报告，呼吁国际友人给“工合”以更多资助，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回忆金陵大学（3）
文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学院除原有课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来又增设化学研究所。抗战期间，理学院鉴于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车技术人才缺乏，又添设汽车专修科，前后举办7年，直至抗战胜利复员返回南京始告停止。
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早，历史长。从1922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客观需要，还办过二年制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三次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内容包括教育电影的翻译、制作和幻灯片的制作、发行。电化教育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及上海、北京、江苏、安徽、河南、江西、山东、河北、绥远、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市，拍摄各种有关地理、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教育电影，到全国100多个点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蚀，理学院院长曾偕同中国天文学家组成的观测队，前往西伯利亚、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摄日全蚀电影，后又制成《日蚀》教学片一部，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内迁成都时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学电影，经常有许多人观看。
除文、理学院外，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大脱钩，本着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集会改为自愿参加。在此时期，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我个人提倡学生思想自由，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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