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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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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那二水三山之间的学术都城，便永远地成为罗家伦的“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重建中大（3）
罗家伦离开中大后，历任新疆监察使、台湾当局驻印度大使、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国史馆馆长等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人评说；而作为一位校长，他于中央大学确有颇多建树。
罗家伦与中大（1）
文/何善川
执掌中大十年校政
国立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作为首都大学，“冠全国中心之学府，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其在全国各类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当可想见，因而管理也实属不易。从1928年到1949年的
21年间，该校校长八易其人，一般在任均一年左右，而独罗家伦先生，执掌十年校政。在当时国难当头、战祸频仍的艰苦条件下，罗家伦凭着执著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使得中大获得较大发展。
罗家伦（1897…1969年），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在北大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鼓吹自由民主，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成为当时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五四”那天，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的大游行，罗家伦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以“同情之援助”。
“五四”那天所散发的惟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就是罗家伦起草的，宣言主张“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虽只有180多字，却写得大气磅礴，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23天之后，亦即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概念。它的意义不在于名词的推敲，而在于将“五四”这一事件，作为一场酝酿已久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位“五四”运动的健将，直到晚年，对于“五四”的激情和称道，始终未衰。
1950年“五四”31周年之际，罗家伦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真精神”一文，仍旧强调“五四”是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它是以爱护国家民族为骨干的，“无论你赞成五四也好，反对五四也好，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自有其划时代的地位”。
改制清大归教育部
1920年秋，罗家伦获得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资助留美，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读历史、哲学，1926年回国。出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曾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和代理教育长等职。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蔡公时等，在负责交涉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杀，时为该会教育处长的罗家伦，受蒋介石委派，与熊式辉一道，涉险调查，严责日军，其胆识颇受国民党上层所赏识。3个月后，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委派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1932年，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同年8月，当罗家伦带着一腔热血和勃勃雄心，准备在清华大干一番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了华北，阎系人物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校园里掀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罗家伦对清华所做出的成绩，依旧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使清华改归教育部，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牵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发展中大教育事业
罗家伦离开清华后，曾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8月，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当时的中大正处于动乱之中，先是易名风潮，1927年6月到1928年4月，10个月内，四易校名，先后经历了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随后又是易长风潮，1931年到1932年，两年不到，7易校长（含代理及未到任），最后只得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成立中大整理委员会，由蔡元培任委员会主席，当时的罗家伦是委员之一，后不到两个月，整理委员会解散，由罗家伦出长中大，至此，这场易长风潮遂告平息。
有鉴于国难当头，作为首都大学，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所以罗家伦上任伊始，在对全校师生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就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十九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先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新学风，勉励中大人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
与此同时，罗家伦又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治校方略，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这样，中大于易长风潮之后，遂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其学科建设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自中大整理委员会决定把地处上海的商医两院划出独立后，南京仅存6个学院，罗家伦根据社会急需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系科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扩充，1935年再度创办医学院，使中大成为当时学科最为广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拥有7个学院，30多个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在教学科研方面，罗家伦多方延揽人才，注重教授专任。1933年8月，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1934年，专任教师的课目已占四分之三，确保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提倡科研，鼓励办刊，先后出版了《文艺丛刊》、《教育丛刊》、《农学丛刊》和《社会科学丛刊》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中大，科研气氛隆盛，声誉鹊起。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罗家伦上任之后，扩建了学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馆、东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图书馆，不仅使阅览室的面积扩大了4倍，而且书库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同时，图书杂志数量也大有增加，据统计，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种，西文杂志233种。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大教育事业的发展。
罗家伦与中大（2）
石子岗畔玫瑰甜梦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期”到了。当时的中大逼处都市中心，四面环街，车马喧嚣，不宜研讨学问，熏陶身心，校部面积仅三百多亩，湫隘狭窄，实无发展余地，且师生食宿，杂处市井，难以沟通；教学试验，分散隔离，极不经济，处处都障碍着中大的发展。于是，罗家伦打定主意，另觅新校址，要把中大建成一个能容纳5000到10000学生的真正首都大学，同时也实现他的“一个玫瑰色的甜梦”。罗家伦的设想，在他多方奔走努力下，不仅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的赞成，而且也赢得了蒋介石的首肯。于是，1934年1月，国民党的四中全会上便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并由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随后，罗家伦派人四方勘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作为新校址，该处北对巍巍紫金，南连葱郁牛首，东倚天印方山，西眺滚滚长江，山陵起伏，曲折有致，林木茂盛，风景极佳，而且交通便利，与首都各文化学术机构，仍可收彼此合作之效，实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场所。后来罗家伦曾作过一首《忆南京》，抒发了他内心的美好向往与怀念：我又想到了雨花台南，岗名石子，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东望方山，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望呵，大江雄浑，秦淮澄清。
这一水三山之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新校址选好后，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图案设计招标，经公开评定后，由兴业建筑公司绘图承建，共圈地8000多亩，预计30个月完成。倘真如愿，中大必将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局轩昂的全国最大的近代式大学”，正如罗家伦自己所认为的：“本校是否能成为国家完善之学府，当视新校址是否建筑迁移而定。”可是，就在新校址动工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力排众议西迁重庆全面抗战的爆发，南京政局的危殆，不仅使得中大城的建设戛然中止，而且迁校的问题，又逼呈眼前。当时敌机轰炸频繁，中大图书馆、实验中学、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都遭到了破坏，罗家伦在大礼堂的办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势下，罗家伦即刻召开了教授会，议决兵分三路，分赴重庆、两湖和成都，另觅新校址，最后考虑到重庆不仅是战时大后方的中心，而且地势复杂险要，宜于防空和固守，在那里建校可以获得相对持久的稳定，所以，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西迁重庆。其后的事实证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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