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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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集会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所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000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无不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思源堂（今第二教学楼）的起建，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时称罗氏基金团）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多元，而建筑费的另一半则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述之先生系严修好友袁世凯的堂弟。他之所以“秉承慈命，朝达夙愿”，固然主要在于南开大学“声誉日隆，倾动中外”，但严修与袁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也是原因之一。　
　　官绅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卢木斋是严修的儿女亲家。1927年经严修促成，卢木斋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920平方公尺，可容纳读者300人，藏书20万册。1928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之际，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等亲临出席，观礼来宾达400余人，成为当时天津文化一大盛事。图书馆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今行政办公楼）。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南开教父严修（2）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　
　　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　
　　周恩来入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胜利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馁之苦，而且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她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修去世后，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严修的办学功绩，他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严修逝世后，南开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发起捐款，在南开中学兴建“范孙楼”，敬塑严修铜像。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又在中心花园敬塑严修半身铜像，以为永远纪念。每逢他的诞辰或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来这里凭吊。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1）　　　
　　文/司徒允　
　　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校长（1876…1951年）　
　　一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