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谋生手册-第6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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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扼要地将休宁和婺源那场大乱复述了一番，见帅嘉谟先是满脸错愕，继而露出了悚然的表情，他就知道帅嘉谟明白了这背后的凶险。但使薛超之前为了弹压民众真的发下那样的牌票，一层层上司也依样画葫芦把这事情全都推到帅嘉谟一个人身上，这么个实际上不是歙县籍的外乡人还能得到什么庇护？不过是被有心人推在前头冲锋陷阵，而后没用的时候反手就卖掉的倒霉蛋而已！

　　　　“汪公子……”

　　　　“爱名之心，人皆有之，我也有。但那得考虑虚名带来的后果，要有应付危机的准备，很可惜的是，帅先生，你那时候飘飘然了，已经把我辗转让人告诉你的话当成了危言耸听。所以，你家之前才会被十几个乱民闯入，打砸成了一片废墟，你自己也险些被当初引你为上宾的薛超丢出来作为替罪羊。”

　　　　汪孚林并不打算一个劲把帅嘉谟打击到死，此时此刻突然词锋一转道：“自从乙巳改制之后，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秋粮又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但弘治十四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一成不变。你是熟读徽州府志的人，应该知道。洪武二十六年，徽州府夏税麦四万八千七百五十石，丝绢是九千七百十八匹，而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小麦是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丝绢是不到八千八百匹。而后两个数字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没变。”

　　　　帅嘉谟知道汪孚林是仔细人，对于他如此熟悉这赋税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此时他嘴角蠕动了一下，却没有开口。

　　　　“这是大明会典里头的数字，当初歙县就是拿着这数字，紧扣着夏税丝绢是人丁丝折绢，而不是甲辰年间亏欠元额麦，所以次年定下永制，用丝绢来折抵，以此和其他五县打擂台，我今天不想说这个。毕竟，每年徽州府的夏税总额是这个数，但每年六县加在一起征收的却远过于这个数字，因为多出来的钱，还要充作府衙公费，县衙公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摊派公费。但是，这些不论怎么说都是正项赋税，而岁办和坐派这些杂项呢？”

　　　　汪孚林一边说一边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嘉靖年间，徽州府所有正项赋税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交六万多两。然则，岁办户部军需之供，五千五百三十五两。岁办工部军需之供，五千六百八十二两。岁办礼部军需之供，两千两百七十两。里甲军需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工部额外坐派之供，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户部不时坐派之供，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隆庆年间方才停止。工部不时坐派之供，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

　　　　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两万两。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一万两。事后则止。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余都是年年征课，从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

　　　　当然，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有东南抗倭，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所以摊派尤其严重，但是，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收税最多的年份，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却渐渐相袭为永制，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项赋税高，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还是这岁贡和坐派？可怜啊，民间乡宦富民，朝堂诸公老大人，谁都不敢动这个，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永不加赋，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帅先生，你是精通算数的人，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赋税不到县，只到府一级分派，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余者皆入公费，账目混乱，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

　　　　PS：我再申请休几天…（未完待续。）

第六四二章　残局和善后

　　　　“我当然知道……然则岁办和坐派是没办法的。”帅嘉谟自己也知道这辩解是何等无力，声音恰是苦涩得很，“就比如说是挑夫，身上既然背着几百斤的负担，哪怕能够减少半斤，也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汪公子，朝三暮四的故事，用在寻常百姓身上，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我只想争一争，何尝想到会引来这么严重的反应！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

　　　　对着整个人再次憔悴一如当初在京师受伤时的帅嘉谟，汪孚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苦笑道：“不是我泼冷水，徽州府你目前是呆不下去了。你想回老家就回老家，我贴补你银子。要是老家不想回去，就去杭州我那镖局里头当个账房先生，那些讲义气的汉子会护着你。我能把歙县令薛超给顶回去，那是因为此人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卑劣无耻，又庸碌贪婪，不得人心，可若是姚府尊又或者冯观察要拿你，我就拦不住了。走吧，立刻就走。”

　　　　这种动辄就立刻要跑路避灾的日子，帅嘉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唯有这次眼看成功在望，却突然闹出这么大的波折，他因此分外失落。然而，汪孚林在他家中被围之前紧急派人赶到转移走了他们一家人，而后又在县衙驳回了薛超要出牌票的命令，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了，他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汪公子的。”帅嘉谟低声说出了这几个字，随即在沉默片刻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去杭州。”

　　　　那个老家只不过是籍贯上的家乡。对于从小在歙县。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长一段岁月的他来说，老家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挂念的地方。语言不通，亲戚如同路人，尤其是他这样狼狈不堪地灰溜溜回去，不是送上门的笑柄？

　　　　帅嘉谟带着家眷悄然离城的这一天，歙县县衙中也换了主事人。对于县令薛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知府姚辉祖可谓是耿耿于怀，得知人吐血晕倒。立时以薛超病重为由，传令喻县丞署理县衙事务。本是监生出身的这位喻县丞从前被薛超压制得很惨，甚至之前去迎接帅嘉谟回城的时候，都是赵主簿出面，没他的份，可如今却突然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感激涕零就别提了。

　　　　尽管要想在歙县从县丞变成真正的县令是不大可能了，但这一份考评如若能够上去，熬满资格后，下一任选个县令却大有希望！

　　　　因为汪孚林从松明山老宅搬到县后街之后。喻县丞便由刘会亲自领着来拜过门头，因此眼下得了署理的名义。他就立时备齐礼物再去汪家拜谢，谁知道敲开了门之后，却得到了汪孚林不在家，而是已经去了府衙的答复。思忖眼下府衙那边正在收拾残局的当口，刚刚挂着署理名头的他可不敢去搅扰姚府尊，便满脸堆笑地希望能够留下礼物，可亲自应门的金宝却向他转达了汪孚林的话。

　　　　“二尹，家父说，近来若是有送礼的，一概推却不收。如果喻县丞您来，就让学生带个话，您只要多体恤歙县子民，不要像薛县尊那样偏听偏信，急躁冒进，催科的时候几乎要逼死人，均平夏税丝绢的时候却慷慨激昂满嘴都是漂亮话，遇到事情就想到丢出别人来顶罪，这就行了。”

　　　　喻县丞没想到汪孚林让养子转达的话竟是如此直接，心里明白薛超这一次怕是会被踩上一万脚。可他乐得如此，即便备好的礼物人家不收，但心情却反而很不错，乐陶陶地就回县衙去了。

　　　　而同一时间，汪孚林正坐在徽州知府姚辉祖下手边。屋子里主位两侧，酸枝木的椅子下头是同色材质的脚踏，一色都是姚辉祖在段朝宗离任之后置办的东西。一旁是府衙户房一个司吏两个典吏六个白衣书吏，一沓账册摞起老高。正如之前帅嘉谟告状时所说的，徽州府衙户房总共九个人，却没有一个是歙县人，司吏是婺源人，两个典吏一个婺源一个休宁，其余六个则分属五县。不管这是这一任的巧合还是其他，此时九个人却全都绷紧了神经。

　　　　毕竟婺源和休宁闹得这么大，如果府尊要拿他们开刀，就算叫撞天屈也没用！

　　　　“歙县人丁每丁征银一钱五厘四毫，田每亩征科银八分一毫，地每亩征科银四分七厘四毫，山每亩征科银三分三厘一毫，塘每亩征科银八分九厘七毫……”

　　　　六县赋税的具体计量方式被这些吏员一一诵读出来，仿佛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每年夏税秋粮都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征收的，数量极其微薄，但汪孚林却清楚得很，这种简明的规则在任何府县都不大可能，因为这是按照赋税总额以及田亩户口数量来计算的，可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多少官宦富户是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又有多少田地是投献在这些衣冠户的？

　　　　而且，岁办岁贡数目未必一定，怎可能只收这么一点？

　　　　“别念了！”姚辉祖火冒三丈地制止了这些吏员的照本宣科，等到把他们全都驱赶了出去，他方才脸色凝重地对汪孚林说：“世卿，你我之前全都对外宣称，要公开公正公平地处理这夏税丝绢纷争，可话是说出去了，此事终究要办。你不想歙人戳着你的脊梁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