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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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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于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干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得更多一点,因为吃得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很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六十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八十二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龢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七十五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得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名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六十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做公务。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承,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59。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道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说是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所以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大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纪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嘲骂可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的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60。武夫与毛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兴废的铁律。虽然古今所用之枪大不相同,但是没有枪杆子要想改朝换代,无异痴人说梦,就是宫廷政变,也得有武力支持。秦汉以来,易代的君主禅让的不少,但个个都是被逼无奈,因为手底下没了枪,而接受禅让的主儿,恰恰相反。可是,一代代马上得天下的雄才明主们,一旦坐稳了金銮殿,就不约而同地铺张文治,讲究礼仪,奖励道德文章之士,过去一块打天下的功臣们(主要是战将武夫),难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似乎不及时偃武修文,装样子附风雅,不唯富贵难保,脑袋也有坐不稳脖子的危险。
重文轻武是传统政治制度的常规性原则,几乎每个朝代文官都要比武官牛气,上朝排班,文左武右,明显文要压武一头。绝大多数政事,武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同级官衔,文官要比武官地位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武官给文官施礼,文官可能爱理不理的,应一下景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为了坐稳江山,皇帝压制武夫是正理,如果不如此的话,在马上夺来的天下就可能又被骑在马上的人夺走。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拥有对常态政治的最大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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