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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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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而具体的纵阴闭阳的方法是这样的,豁免女子为祝者一月租,令诸巫母无论大小齐聚郭门,找个宽敞的市场,将男人统统赶走,江都王亲临市场,设小坛,以脯酒祭。同时,还要让妻子看望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让各处的公衙里充斥了女人。(《续汉书》)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女人和女巫,的确阴盛阳衰,就有了纵阴闭阳的效果,雨自然就该下了。因为天旱的时候总是晴空烈日,在古人眼里,日属阳,月才属阴,晴属阳,阴雨不用问都是属阴,所以天旱自然是阳太盛,而古人又认为女人属阴,男人属阳,那么女人和女巫就是补阴的药剂,将男人藏起来,把女人显露出来,就等于将药吃进去。这样的调和阴阳,说白了就是弄巫术,董仲舒就等于是诸位巫师的总导演。《太平御览》上残留的董仲舒草拟的求雨文,有“秋以桐鱼九枚”一句,似乎是想用“鱼”来引雨,连顺势巫术所用的道具都备齐了。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燮和了阴阳,呼风唤雨,去云散雾?虽然据司马迁说,还是蛮有效的,但我看未必,否则,他在江都相的位置上还能待得更长一点,至少会享有活神仙声誉,被四方争着抢着请去求雨,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享受过这个待遇。

在董仲舒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走出巫术的时代。作为原系楚人的汉家皇帝,更是受到楚地好巫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到了汉武帝那里依然存在,大量的方士们在这位所谓雄才大略之主的宫殿里,绝对比儒家弟子要吃得开,而那个时候做神弄鬼的方士其实跟“诸巫母”也没什么区别。当然,没有人会否定董仲舒是位儒者,司马迁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可是他的学说,却在儒家的旗帜下掺了太多的杂货,至少阴阳五行的东西塞了不少,这种“儒术”从本质讲是很合喜欢方士的汉武帝的胃口的,至于他的政治操作,更是径直变成了儒生的巫舞。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更可能出于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就像后来的格义佛学和变文佛讲一样,只有如此委屈自己迎合俗流才能打开销路。

依阎步克的研究,那个时候,儒生和文吏还没有合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儒生们对于怎样将手中的学问“货与帝王家”并不是都清楚,像叔孙通制朝仪这种机会,不可能有很多。《六经》毕竟不是兵法,不能用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韩非子《五蠹》那样的权术教科书,学了以后可以玩弄群臣。儒家凭什么跟黄老与法家争胜?尽管宣布了“独尊儒术”国家政策,这个难题依然是摆在每个入仕和希望入仕的儒生面前严峻的考验。现在看来,董仲舒和叔孙通一样,属于那些解决这些难题的开山者,他经世致用的操作路径有三个:一是以春秋折狱,一是借灾异警示当局,一是凭巫术燮和阴阳。这三者一则涉足了传统儒家所不乐意涉足的刑罚领域,一则越过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雷池,至少是对孔子时代儒家传统的一种背反。但是,经过焚书坑儒的惨痛教训,儒生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做到将高头讲章与现实的政治操作的结合,那么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像孟子那样,做一群高尚的政治反对派,而大一统的王朝实际上已经没了对反对派容忍的雅量。

当然,董仲舒经世致用的尝试的确太过于功利,过于直接,也过于幼稚,甚至有点像是胡闹。但是沿着他的道路,儒生们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朝堂,从此再也没有被赶出来过。后世的儒生虽然不再将《春秋》当做法典,但“春秋折狱”的伦理至上的精神却传了下来,成为兼有儒生和文吏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司法实践的基本依据之一。后世的儒生也不再像董仲舒那样频繁地唠叨灾异,但言灾异对于统治者的警示却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留了下来。在丢开了巫觋这种敲门砖之后,燮和阴阳之举作为一种协调农时和政事关系原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连求雨的仪式都流传至今,只不过官方的少了点巫气,而民间的依然像跳神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时代儒家可以祖述周公,不语怪力乱神,维护学说的纯洁性,而他的后辈在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不能不在羊头的招牌下面,悄悄贩一点乱七八糟的货色。后世王朝政治“外儒内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不惟法家,甚至道家、墨家和阴阳家的家底都被从政的儒生们换了包装献给了历代君王。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只保留在个别纯儒(或曰腐儒)的思想里,不仅如此,连占卜扶箕、风水地舆连同退隐于乡间的巫风,也都被郑重地留在了儒者的家里,因此在大多数儒生的思想上都为鬼神预留了后门。

也许人们想象不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天下一尊的儒家政治,其始点竟然是一介老儒领着“诸巫母”在祭坛上的呼风唤雨。

50。变戏法里的政治

在中国的佛教传播史上,有两个人功劳最大,由于他们翻译的佛经数量巨大,所以又被称为古代的翻译大师。这两个人,离我们近一点的是玄奘,远一点的是个外国人,名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是魏晋乱世,那个时候,虽说理论上佛教已经东来,但实际上并没有生根。好在乱世给了这种很能给人心理治疗的宗教,一个传播的好机会,而外来的传教人也大多有点除了翻译以外的本事。

人们都知道鸠摩罗什是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佛经都署着这位大师的大名,但是,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给人的印象,却是个法术无边的魔术大师,在乎他翻译的人,反倒没几个。人们信佛,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朝的统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师魔术的征服力。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个捣乱的拳王阿里,人们不明白魔术其实跟神通法力没有什么关系,固执地相信,那变幻莫测的魔术,是神通广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过,即使是被人们视为佛的化身的鸠摩罗什,也没有想到,为传播佛法而弄的玄虚,居然给他这个出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时,北朝后秦皇帝姚兴,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信徒之一。这个胡人皇帝,对鸠摩罗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忽发奇想,打算为大师做点什么。当他有了主意之后,派人请来了大师,对大师说,你这么聪明,没有老婆,种子怎么传下去?只听皇帝手一拍,十个美女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姚兴强将这些美女塞给鸠摩罗什,让大和尚离开寺庙,另拨房舍居住,一点价钱都不许还。

不知为了佛教传播的大计,大师不得不委曲求全呢,还是大师到底也是血肉之躯,扛不住诸美女的强力诱惑(那个时候的鲜卑女子,雪白而且艳丽,根本没有汉人的礼法讲究,开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为出家人(比丘)的鸠摩罗什笑纳了皇帝的美意。至于是安享艳福了呢,还是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一样,将美女关在后院,看也不看一眼,则不得而知。不过,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么一来,后秦的众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马,再也打不住禅了,大家纷纷提出性要求,说你是大师享受十个,我们有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面对和尚们的群体性事件,大师很镇定,将众僧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针,你们谁能把针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样,做不到,大家还回去老老实实打坐参禅。众僧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见鸠摩罗什把针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见了,自叹弗如,既然享不了那个艳福,回去念经去吧,也顺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没有让寺院变成花和尚的大本营。

当然,鸠摩罗什的绝活,其实是魔术。这种魔术,今天即使是档次最低的魔术师也变得精熟,可是在当时,却不仅骗来了美女,而且慑服了众多的僧人,维持了寺院政局的稳定。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临到了中国人晦气的时代,西方洋人打上门来,欺负起来就没个完。突然之间,某些中国人感到愤怒了,从家里的箱子底里翻出了些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说是可以让洋人的枪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干脆就把它们闭住,对此,大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于是,高人们站出来了,要给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这边一人持枪,那边一人袒着肚子,一番舞弄并演说后,拿枪的这个,终于抬起了枪,瞄准了那个露肚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枪响,这边枪口冒了股青烟,那边露肚皮的手里多了一颗弹丸。原来,放枪的枪里是空包弹,而弹丸早就在接枪的人身上,枪一响,则到了手中。——又是一个变魔术的。

这回魔术的政治作用可大,绝非当年吞针可比,不仅稳定了义和团的军心,而且动员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起来杀洋灭教,跟洋鬼子对着干。只是戏法虽然变得高明,但义和团毕竟不能真的刀枪不入,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当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枪真炮的时候,还是一个个地倒下去。

看来,政治就是政治,把戏法给掺和进去,可能有一时之效,一旦坏事,就坏大发了。

51。“省官不如省事”

王安石变法差不多要算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凡是后世倡导改革的时候,这段往事就会被记起,或叹其失败之凄壮,或言其改革之锐勇。其失败的教训理所当然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只是,说来说去,似乎话还没有说完。在我看来,也许真正的教训还没有被人们找出来,所以不妨在这里再啰唆两句。

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交集,国贫民穷的境地,冗官、冗兵与冗费像三座大山压在政府的头上。政府机构层叠设置,官吏越加越多,整个政府毫无效率可言。而作为政府军主力的中央军,由于北方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压力,虽然逐年扩充,但百万之众面对总计不过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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