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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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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府来断。
34。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云南讲武堂,是目前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完整的两层楼校舍、宿舍,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四合院。大门的铁栏杆,斑驳而老旧,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还有人从这里走出走进。绝大多数房舍都空着,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和貌似的旧物,作为展览对外开放。大部分照片都属于常见的大路货,真正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一门山炮和一门榴弹炮太先进,而一门土炮和几支火枪又太陈旧,都不属于讲武堂的时代,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货色,白白的一层,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这些大人物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由从前的战友变成敌人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令讲武堂每个学生感到自豪的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好像这个学校只经过这两件事。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也好,云南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对于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化,到讲武堂开办的时候,看来已经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此后,又有一个学习苏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在云南的第二代现代军人那里,法国的影响才大了起来,龙云的儿子,出现在了法国圣西尔军校。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支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然而,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的云南,主政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至少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尤其重用巡防营的做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的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变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苦心引进的新因子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且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从讲武堂参观完毕,看见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讲武堂操场上的沙砾,现在轮到大娘们在踩了。
35。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
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工夫,孩子就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委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待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是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待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剽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剽悍也是剽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的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待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的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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