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第2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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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名充司钥，下二名充侍仪舍人。汉人取一十二人，前三名充学正、司乐，次四名充学录、典籍管勾，以下五名充舍人。不愿者，听其还斋。十一年三月丙辰，廷试举人，赐朵列图、文允中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八十有三人。国子生员如旧制。
　　十二年三月，有旨：“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自是累科南方之进士，始有为御史，为宪司官，为尚书者矣。十四年三月己巳，廷试举人，赐薛朝晤、牛继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六十有二人。国子生员如旧制。十七年三月，廷试举人，赐侻征、王宗嗣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五十有一人。国子生员如旧制。
　　十九年，中书左丞成遵建言：“宋自景祐以来，百五十年，虽无兵祸，常设寓试名额，以待四方游士。今淮南、河南、山东、四川、辽阳等处，及江南各省所属州县，避兵士民，会集京师。如依前代故事，别设流寓乡试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试，许在京官员及请俸掾译史人等，系其乡里亲戚者，结罪保举，行移大都路印卷，验其人数，添差试官，别为考校，依各处元额，选合格者充之，则国有得人之效，野无遗贤之叹矣。”既而监察御史亦建言此事，中书送礼部定拟：“曾经残破处所，其乡试元额，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总计一百三十有二人。如今流寓儒人，应试名数，难同全盛之时，其寓试解额，合照依元额减半量拟，取合格蒙古、色目各十五名，汉人二十名，南人十五名，通六十有五名。”中书省奏准，如所拟行之。而是岁福建行中书省初设乡试，定取七人为额，而江西流寓福建者亦与试焉，通取十有五人，充贡于京师。而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又请：“今岁八月乡试，河南举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贯，依河南省元额数，就陕州置贡院应试。”诏亦从之。二十年三月，廷试举人，赐买住、魏元礼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三十有五人。国子生员如旧制。二十三年三月丁未，廷试举人，赐宝宝、杨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六十有二人。国子生员如旧制。是年六月，中书省奏：“江浙、福建举人，涉海道以赴京，有六人者，已后会试之期，宜授以教授之职；其下第三人，亦以教授之职授之。非徒慰其跋涉险阻之劳，亦及激劝远方忠义之士。”
　　二十五年，皇太子抚军河东，适当大比之岁，扩廓帖木兒以江南、四川等处皆阻于兵，其乡试不废者，唯燕南、河南、山东、陕西、河东数道而已，乃启皇太子倍增乡贡之额。二十六年三月，廷试举人，赐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七十有三人，优其品秩，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务郎，从六品；第三甲，授从仕郎，从七品。国子生员：蒙古七名，正六品；色目六名，从六品；汉人七名，正七品；通二十人。兵兴已后，科目取士，莫盛于斯；而元之设科，亦止于是岁云。
　
　　
　　




　　　　　　　
宋濂》元史》志第四十二　食货一




志第四十二　食货一
　　《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非食货则无以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集》十五卷，现存十卷，以鲁迅校本为善。参见“文学”、，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传》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财之道也。后世则不然，以汉、唐、宋观之，当其立国之初，亦颇有成法，及数传之后，骄侈生焉，往往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世祖尝语中书省臣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成宗亦尝谓丞相完泽等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完泽对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矣。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以此。
　　自时厥后，国用浸广。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则以其不能量入为出故也。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经理，二曰农桑，三曰税粮，四曰科差，五曰海运，六曰钞法，七曰岁课，八曰盐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课，十有一曰商税，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额外课，十有四曰岁赐，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义仓，十有七曰惠民药局，十有八曰市籴，十有九曰赈恤，具著于篇，作《食货志》。
　　经理
　　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遣官经理。以章闾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焉。
　　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然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凡减二十二万余石。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今取其数之可考者，列于后云：
　　河南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
　　江西省，总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
　　江浙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
　　农桑
　　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
　　中统元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
　　是年，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条多不能尽载，载其所可法者：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轿�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仔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