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面料-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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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囚犯和苦役犯所穿的条纹服装的真实历史难以追述［60］。似乎仍然起源于非洲，约1760年在新世界（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的感化院里首次出现了这种服装。总之，不可能是反抗英国王权的殖民地（以及后来的法国革命者）特意将它变成追求自由的起义者的象征性服装的。随后，几十年间，在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甚至土耳其帝国的好些苦役犯监狱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服装。相反，法国的苦役犯监狱从不使用这种服装，它们更愿意给苦役犯穿上红色外套而不是条纹长衣［61］。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用意都一样：即如同在中世纪一样，进行区分以便强调穿这样衣服的人是不法之徒，是不容于社会的。　　　　
　　　　红的单色和双色的条纹在功能上具有等同性，这一点很有意思，原因不只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时间是明确的：这样的等同不可能发生在中世纪，甚至16世纪，由于穿红色衣服的人太多，因而构不成区别［62］。相反，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它体现了红色与条纹及杂色之间几乎绝对的永恒联系。它们都是“醒目的”、刺眼的，甚至活跃的。法国苦役犯的红色外套常常与赭石色或褐色长裤搭配，有时与绿色无边软帽（给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戴的）搭配，并且外套上的黄色长袖可以用来区分惯犯［63］。所有囚犯从远处就能看到，他们区别于看守人，属于一个群体，在逃离监狱或集中营时容易被发现。条纹和杂色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因此它们是等同的。另外我们在谈到中世纪的服装条纹的指示作用时已经多次发现这种等同性。不过我得承认还没有发现可以将现代苦役犯和流放犯的服装与中世纪社会被放逐者的服装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线索—物质的或制度的。在思想、感觉、想像和表现体系领域存在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实践中，现代的西方是怎样逐渐将条纹服装变成囚犯的专用服装的呢？这还有待作详细的研究［64］。　　　　
　　　　我觉得这类现代条纹具有中世纪的条纹所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的一面。苦役犯和流放犯的条纹不只是一种社会标志、一种表示排斥或特殊身份的记号。劣质衣料上的条纹图案有某种极贬义的东西，似乎剥夺了穿衣服的人所有的尊严和所有的获救希望。此外，与令人焦虑的、粗俗的或肮脏的颜色相结合，条纹似乎具有某种不祥的力量。它不但包含显示和排斥，而且还是贬低、歪曲和带来恶运的象征。这类条纹最意味深长也最令人痛苦的例子是纳粹集中营制度强迫死亡营里的犯人穿的衣服。条纹衣服从不曾给人带来过如此深重的伤害。　　　　
　　　　再追溯得远一些，疯狂和拘禁也许是寻找中世纪与现代囚犯的着装标志之间的某种延续性的领域。从小丑到失去理智的人，再从失去理智的人到疯子，中间没有断裂，相反，有悲剧性的一致的延续，可能就是条纹的延续。这方面重要的环节是从16世纪起关押疯子（首先是在英国，随后是在大陆），后来在17世纪下半叶开始关押违法犯罪之人，当时剥夺自由的处罚正逐渐取代从前的肉刑［65］。在几何学和隐喻方面，囚犯服装上的横条纹与栅栏上的竖条纹之间有十分明显的联系。呈十字交叉的条纹和栅栏似乎构成了一张网、一道栅栏，甚至是一个笼子，使囚犯与外面的世界愈发隔绝。在这里条纹不只是一个标记，它还是一种障碍。此外，我们今天在平交道口、边防哨所及必须止步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同样的条纹障碍，最常见的是红色和白色构成的条纹障碍。　　　　
　　　　同样有助于强调条纹与惩罚、排斥或剥夺之间的联系的最后一个领域是：词汇。在现代法语中动词“划线”有划线条和删除、取消、排除的双重意思。在名单中的一个名字上划线，就是在这个名字上划线条并剥夺名单所赋予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权利。这常常是一种惩罚。动词“纠正”有同样的意思，它既表示划线也表示惩罚，第二种意思产生了“少年犯教养所”这一词组。在这个监禁地，窗上有铁条，被监禁的人有时穿条纹服装。动词“划斜线”常常是“划线”的同义词，它强调的正是铁条与条纹、条纹与栅栏为什么是同一个意思。　　　　
　　　　类似的亲属关系存在于德语中。在德语里动词streifen（划线）和strafen（惩罚）大概（不管词源字典上怎么说）有共同的词源。它们属于一个同根词族，［66］可以将名词strahl（线），也许还有名词strasse（街道）归入这个词族。归根结底，街道不过是一条特殊的线［67］。在英语中，stripe这个词指的是织物的条纹，它应该与有脱衣服和剥夺（甚至惩罚）双重意思的动词strip是近义词，并且与表示划掉、划线、从名单中删去的动词strike　off是近义词［68］。　　　　
　　　　拉丁语也不例外，它也使用强调划线和惩罚之间的联系的词汇。一些单词比如stria（线条、条痕）、striga（排、线、犁沟）、strigilis（耙、刮刀）与动词stringere同属一个大词族，在stringere的各种意思中包括紧握、划线和剥夺的意思，尤其是由此产生了动词constringere，它的本义是监禁。　　　　
　　　　不管是拉丁语、英语、德语还是法语，所有这些围绕词根“stri…”组成的单词都强调了拉丁语和日耳曼语言在这些领域的近亲属关系。毫无疑问它们都起源于共同的印欧语系［69］。　　　　
　　　　因此似乎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文化将条纹的含义与阻止、禁止和惩罚的含义联系在一起。划线就是排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穿条纹服装的人就是被社会排斥的人。然而，也有可能，这样的排斥有时不是为了剥夺权利和自由而是为了保护。中世纪社会给疯子和丧失理智的人穿的条纹服装的确是一种残疾的标志，一种排斥的标记，但也可能是一个障碍、一道栅栏，甚至是一个过滤器，保护他们免受坏人和魔鬼侵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条纹障碍，但这里的条纹障碍不只是有负面作用。脆弱和毫无自卫能力的疯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易于为魔鬼所俘获。为了不让丧失理智的人着魔，如果还不太晚的话，最好是给他穿一件保护服，一件可以作为过滤器或障碍的衣服，一件条纹衣服。也可以设想怀念这种服装条纹的保护作用的想法今天或多或少仍然存在。我们的睡衣不是带条纹的吗？为的就是在我们夜间入睡后，变得脆弱和渺小时，保护我们不做恶梦和被魔鬼侵扰［70］。我们的条纹睡衣、条纹床单、条纹床垫，难道不是栅栏、笼子吗？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点吗？


四、现代条纹（19—20世纪）卫生的条纹

　　　　历史学家们猜测有各种理由可以解释睡衣上条纹的存在。事实上，条纹睡衣引出的问题也是所有“内衣”，即与身体接触的衣服的问题。为什么这类衣服常常带有各种颜色的条纹？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如何将它插入条纹织物的长长的非直线型的历史中？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考察社会的象征体系和服装的寓意而不是针织业的历史、纺织技术和清洗习俗。也许比起其他方面来，在这里条纹的问题其实是颜色的问题。在随后的几页稍稍提一下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摆脱贬义条纹的枷锁，重新发现在罗曼蒂克时代瞥见的褒义的条纹世界。不过这是另一性质的条纹，不再涉及水平性或垂直性的问题，而是颜色和宽度的问题，特别是从个人卫生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秩序的问题—社会秩序与条纹总是密不可分。　　　　
　　　　（一）卫生的条纹　　　　
　　　　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从封建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西方人不能容忍直接与肉体发生接触的衣服和织物（衬衫、面纱、长裤、短裤、床单）是除白色或本色以外的其他颜色。有时比如在某些僧侣守则中，可能特意要求这些衣服未经染色。不染色比白色更能表示颜色的程度为零。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颜色被看做是多少有点儿不洁的东西（特别是通过动物原料得到的颜色），多少有点儿多余的和极不庄重的东西。必须让颜色远离由皮肤构成的隐秘和自然的表面。在这点上各时代有关颜色的西方伦理殊途同归，不管是十二三世纪的西都修道会或方济各会（圣贝尔纳和圣弗朗索瓦是染色和颜色的两大敌人），中世纪末的限制奢侈法、新教改革（对颜色的态度极为保守）、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可以说不得不采纳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道德标准），还是在这一领域及其他许多领域继承了新教伦理的工业社会初期［71］。因此从11世纪到19世纪，一张床单或一件衬衫只能是白色的或无色的。［72］　　　　
　　　　最初的改变发生在1860年以后，首先是在美国和英国，随后在欧洲其他地方。冲破了新教道德、资本主义伦理和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后，制造商和他们的顾客逐渐习惯于买卖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白色的或本色的而是“彩色的”内衣、盥洗用布制品、床单和睡衣，刚开始时交易是遮遮掩掩地，后来，在一次大战后不久就比较明目张胆了［73］。从白色过渡到彩色的缓慢进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多世纪，纺织品和衣服的种类不同，演变也不同。穿天蓝色衬衣在1860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20年就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到1980年又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蓝色的男衬衫甚至比白衬衫更普通也更常用）。相反，睡在翠绿或鲜红的床单上在1860年是一个不可打破的禁忌，不但在1920年而且在1960年仍然如此，十年后不完全一样了。今天，可以碰到这种情况，但不普遍。就床单而言，与衬衫相反，没有逐渐的演变，而是在近二十年加速变化和突然变化的。　　　　
　　　　从白色到彩色的过渡并非是所有地方同步发生的。不过，在所有地方，一切载体上都采用了同样的过渡物：柔色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