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新唐书(上)-第1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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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卒于宣州，其判官严绶倾军府为进奉，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自绶始也。自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延龄死，而人相贺。　
　　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数上疏谏，不听，人不堪其弊。户部侍郎苏弁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帝悦，以为然。京兆尹韦凑奏：“小人因宫市为奸，真伪难辨，宜下府县供送。”帝许之。中官言百姓赖宫市以养者也，凑反得罪。　
　　顺宗即位，乃罢宫市使及盐铁使月进；宪宗又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颇约费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刘辟、李锜既平，訾藏皆入内库。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尝谏曰：“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然独不知进献之取于人者重矣。　
　　及讨淮西，判度支杨于陵坐馈餫不继贬，以司农卿皇甫镈代之，由是益为刻剥。司农卿王遂、京兆尹李翛号能聚敛，乃以为宣歙、浙西观察使，予之富饶之地，以办财赋。盐铁使王播言：“刘晏领使时，自按租庸，然后知州县钱谷利病虚实。”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核州府上供钱谷。异至江、淮，得钱百八十五万贯。其年，遂代播为盐铁使。是时，河北兵讨王承宗，于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及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物。　
　　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者，以枉法赃论。然自在籓邸时，习见用兵之弊，以谓戎臣武卒，法当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诸军，非时赏赐，不可胜纪。已而幽州兵囚张弘靖，镇州杀田弘正，两镇用兵，置南北供军院。而行营军十五万，不能亢两镇万余之众。而馈运不能给，帛粟未至而诸军或强夺于道。　
　　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而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何则？上之所重，人必从之。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唅，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文宗尝召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粟数，对曰：“有粟二百五十万石。”帝曰：“今岁费广而所畜寡，奈何？”乃诏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者。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　
　　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以僧尼既尽，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　
　　自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懿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其穷至于如此，遂以亡。　
　　初，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及群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　
　　
志第四十三　食货三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　，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輓漕舟。輓夫系二鈲于胸，而绳多绝，輓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玄宗访以漕事，耀卿条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杨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濒河仓禀，遗迹可寻。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玄宗以为然。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玄宗大悦，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是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增以“函脚”、“营窖”之名，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二十五年，遂罢北运。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　
　　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輓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齐物入为鸿胪卿，以长安令韦坚代之，兼水陆运使。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