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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虚伪的形式-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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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主义”到“人文技术主义”
在当代文学传统中，“写什么”成了许多批评家的基本批评尺度，而意识形态的干预，更使“题材决定论”成为一种具有权威力量的判断标准。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中，文学叙事手段受“三突出”和“两结合”观念的长期渗透，显得异常苍白和贫乏，叙事视角是清一色的全知叙事，叙事逻辑基本上遵循时序排列的因果逻辑，二元对立的阶级、路线斗争成为推动叙事的动力，客观性、进步性、必然性成为历史和“革命”的内在规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从注重“写什么”到注重“怎么写”的转变，就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技术的革新同时意味着观念的潜在转变，使文学叙事冲破种种政治因素和审美陈规的束缚。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言：“任何一个事件的历史，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人所共知，每一代人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写同一个历史事件，并给它一种新的解释。” ① 正因为此，吴义勤对于新潮小说的推举，异常重视其技术层面的突破：“新潮小说所确立的美学原则使新潮作家对小说的理解迥异于主潮作家，即小说的关键在于其形式而不在于内容和意义。因此，他们关注的不是小说写什么而是小说怎么写。在这个问题上，新潮小说特别地在语言、结构、意象和文本生成过程等方面充分地施展了他们的才能。他们认为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本质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形式就是内容，内容也就是形式。” ② 任何一种叙事手段和文学形式都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和政治观念的侵蚀，在这种意义上，技术革新是从操作层面入手，提升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对文学进行“换脑子”的艺术实验，新潮小说的主题表达与其形式革新密切相关，叙事手段的革命既是新潮小说观念和主题变革的具体实现和实践载体，同时也为这些叙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保证。如吴义勤所言：“我觉得新潮小说对于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的革命主要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从‘为人生而艺术’向‘为艺术而艺术’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新潮小说实现了它的辉煌，也孕育了它的局限；一是把文学的革命从‘思想革命’的阴影下解放了出来，从而真正在中国文学史上完成了一次完全和本质意义上的‘文学革命’。” ③
面对小说技术的革新，尤其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对小说写法的颠覆性的贡献，我们不能再死守传统的观念，因循守旧地认为技术在文学艺术中是工匠的玩意，是末道。无可怀疑的，文学的写法是我们改变观念结构和思维模式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写法的创新将发现那些被反复书写的题材背后的新鲜玩意。和传统小说单一的、僵化的模式相比，现代小说多维的、立体的视角体现了一种批判性的变革，它对追求整体化效果的全知叙事的本能的厌弃，体现了对全知叙事中那个来历不明的声音和俯视苍生的虚拟上帝的怀疑，它既是对历史成果的批判性接受，又是对自身的批判性反思，避免以权力话语践踏其他个体的话语权利，将叙事定位于一种个人化的言说，尊重其他言说方式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而不强求一律。基于此，吴义勤在其《史诗的尴尬与技术的无奈》等论文中，格外重视新潮小说的形式变革，甚至认为中国文学艺术低水平重复的症结在于：“一是艺术观念艺术思维的僵化落后，一是技术素养的低劣。”在这样的视野中，吴义勤对那些拒绝吸收现有的先进小说技术的作品，总是充满了一种怀疑，从其保守的姿态中敏锐地体察到一种僵化的、守成的、定于一尊的思维模式，甚至从不同的小说技术路径中，洞见潜在的意识形态意味。
第六章跋：见证与追问（3）
在某种意义上，为新潮小说而激动时期的吴义勤，算得上是一个“技术主义者”，期望着出现一个“技术主义时代”，他说：“新潮作家把关于小说写作的思路从‘写什么’转移到‘怎样写’之后，‘叙述’的地位在新潮小说中被强化到近乎神圣的地步。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操练方式都被新潮作家置入他们的文本中，中国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一切既大大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水平，有效地促进了汉语小说在叙事和形式层面上与西方先进文学的接轨，从而改变了中国小说对于西方文学长期以来的隔膜状况；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新的审美经验和新的阅读经验的发生滋长。……就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来看，不仅新潮小说的文体形态有着鲜明的西方色彩，就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甚至通俗文学作品在叙述层面和语言方式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新潮小说的文本‘技术’，从而在‘叙述’方面烙上了‘新潮’的痕迹，这就充分证明了‘新潮’叙述方式侵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广度并寓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叙事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小说艺术表现手段之丰富、小说叙述水平之高、文本形态之新颖都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从小说技术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新潮小说对于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 ① 在这种阐释方式中，批评主体并不仅仅把小说技术革新看成一种工具改造，而是将之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土壤改良，是根除积弊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技术的激情并没有遮蔽批评主体的理性视野。吴义勤在为这种技术改良而鼓噪时，也痛苦地注意到了由此带来的“技术病”，新潮小说在沉溺于技术游戏时，也导致了“文本自恋与语言的泛滥”、“人文关怀的失落”和“当代性失语”等弊端。在《“生病”的小说》一文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小说的“技术病”、“语言病”和“精神病”等症状，并在其中反思了自己此前所提倡的技术路线的偏颇。吴义勤对于技术革新的反思，根源于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排斥。形式游戏的泛滥，使许多作家陷入“唯形式主义”的泥淖，在超越世俗、远离现实的同时彻底地丧失精神的追求，不但越来越无法对现实“发言”，而且连起码的一点“反抗”姿态也变得麻木不仁，使小说变成一种多余的点缀。另一方面，批评家在注意到丧失精神追求的“精神萎缩症”的同时，也注意到那些打着“精神”的幌子，声嘶力竭地贩卖“精神私货”，把小说变成布道工具和精神容器的“精神妄想狂”，使小说失落了艺术的美感，成为观念的附庸和教化的工具，成为失去了其独立的审美本体的精神客体。基于此，吴义勤开始修正自己的批评观念，从一个“技术主义者”过渡为一个“人文技术主义者”。关于人文技术主义，剑桥大学克莱亚学院前任院长艾雪培爵士（H。E。Ashby）阐述了其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技术是与人文主义不能分开的”，他不同于一般人把技术看成是摧毁心灵的，非人性的，而是将技术看成是有且必有人性作用的，并且是科学与人文两个文化之间最有力的媒介。他主张“技术人文主义”，要求今日的文化必须包括科学与技术，不懂科技文化者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人”，同时强调人文科学必须成为技术教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① 将这种理论移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同样能够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人文的滋养有利于抑制技术主义的机械性、物化特征与游戏色彩，而技术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人文的境界，同时抑制那些偏执和极端的人文热情，使艺术含量与人性关怀相得益彰。
对于技术的两面性的考察，使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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