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谈佛-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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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立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前序称“写取经在十四石函中”似是指经在彼土藏以石函，至是则忽变为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牟。前诸书只言迎取经像，至是则言立寺洛阳，且指其地点牟。复次则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四十二章经》条下云：　　　　
　　　　“……使者张骞、羽林郎中将秦景……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　　　　
　　　　此文与前异者，前书只言“写取佛经”，至是则写本变为译本。又于使节之外，忽添出一同来之竺摩腾，求法之成绩，益增上矣。及梁慧皎作《高僧传》时，“汉明求法”之传说，又生变化，其《摄摩腾传》云：　　　　
　　　　“汉永平中……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　　　　
　　　　窃思彼时佛徒历史之学乃骤进，居然知张骞与明帝并不同时，急急抽换，乃杜撰出蔡愔其人者以为代。愔为大使，不可无官也，即以副使之官官之；又觉羽林中郎将为武职，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则删削颠之为“郎中”；其尤淹博可佩者，居然更知历年派充副使之秦景，其职业实为博士弟子，亟为之正名定分，而将随员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所惜者，秦博士向伊存受经时，上距永平已七十余岁，垂老而远行役，未免不情耳。然以较旧说，则已周密数倍，后此《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等，皆祖述之。遂成为佛门铁公案矣。《高僧传》又云：　　　　
　　　　“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摄摩腾传》）　　　　
　　　　“蔡愔至中天竺，时竺法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达洛阳，与腾同止……善汉言，译《十地断结》、……《四十二章》等经五部。”（《竺法兰传》）　　　　
　　　　使臣归国之结果，初但言赍还经像耳。第二步变为立寺，第三步则寺有所在地点，第四步则并寺名而有之矣。初则言使臣独归，第二步添出一译经之摩腾，第三步又添出一法兰，第四步则法兰译经且多种矣。凡此皆作伪进化之迹，历历可寻者也。　　　　
　　　　《汉法本内传》者，见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卷一，注云：“未详作者”，勘其事状及文体，盖出于元魏高齐释道交哄最烈时，其述此事，益极荒诞，略言：　　　　
　　　　“蔡愔偕摩腾、法兰归，道家积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请比对，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诸道士于白马寺，使与腾、兰二人赛法。道经皆焚烬，腾等现各种神通。道士费叔才惭死，吕惠通等六百余人出家，宫嫔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余人出家。”　　　　
　　　　呜呼！作此伪至此，叹观止矣。信如《法本内传》所说，则当时出家者已盈千累万，而三百年后王度秦事，乃谓汉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许出家，此等语安能形诸秦牍？信如《高僧传》所说，则摩腾、法兰已大兴译事，而下距安世高之来，垂百年间，无一新译，佛徒之辱其宗，不变亦耶！　　　　
　　　　综以上所考证，吾敢断言曰：汉明求法，乃一羌无故实之谈。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吾所以不能已于辩者，以非将此迷雾廓清，则佛教发展之阶段，无由说明，而思想进化之公例破矣。其有舛失，愿来哲匡之。


佛教之初输入附寻二：《四十二章经》辨伪（1）（图）

　　　　红衣罗汉图　赵孟睢×赡�省博物馆藏赵孟畹娜宋锘�大多出于想象，但也有写实之作，只是传世较少，此《红衣罗汉图》堪称代表作之一。图中身着红色袈裟的罗汉盘腿坐于大树下面的青石之上，左手前伸，神态安详坚毅，似在说法。根据作者题记所言，因常与西域僧人往来，“耳目相接”，故能对西域僧人的神态特征刻画入微。图中罗汉取梵相，人物的造型及表现手段取法唐代阎立本。此图作于作者五十一岁时，是高度表现了其艺术创造力的一幅杰作。　　　　
　　　　藏中本经，标题云：“《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高僧传》云：“汉地现存诸经，惟此经为始。”此语盖二千年来佛徒所公认。摩腾之姓，或作竺，或作摄，或作迦叶。此经或云摩腾译，或云法兰译，或云腾兰同译。两人籍贯，或云月支，或云天竺。此皆枝末异说，未有从根本上致疑于其伪者。如吾前文所考证，汉明求法，既羌无故实，腾、兰二人，皆子虚乌有，则此经托命之点，已根本动摇。然则此经果何时代何人所作乎？此问题向佛典目录学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省称《长房录》）本经条下云：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此言此经性质最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四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现存经录最古者，为梁僧祐《出三藏集记》（省称《祐录》），《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即始于彼。原注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所谓《安录》是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盖《安录》记载极博，虽疑伪之经，犹不阙遗。苟其见之，必当有所论列也。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但犹有一事当注意者，《祐录》、《长房录》中所引“旧录”，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后？若能得其出处，则《四十二章》之时代可以大明。因此又当牵涉及“经录研究”。据长房以后诸书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汉录》，其书若真，则年代在《安录》前。然以僧祐博极群书，何以于此《汉录》一无征引。《高僧传•；道安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费说。后人追录，莫测年代。安乃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然则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士行《汉录》之伪托盖不待辩，而此所谓“旧录”者，断非士行录，更不待辩。然则道安以后、僧祐以前之经录共有几种耶？据《大唐内典录》所记，有东晋竺道祖《众经录》回部，有东晋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别录》一部。有萧齐王宗《经录》二卷。此所谓“旧录”者，总不能出此三种以外。又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敏度又尝将《首楞严》、《维摩诘》两经诸家旧译，汇而抄之，其序见《■寻》中。然则敏度盖有抄经癖，所谓“撮要引俗”者，实其专长。或此经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点应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　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系统相近，指为谦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人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宾交通之迹考之，　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梁启超原注：《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安皆今县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平帝时，王莽厚遗黄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右所列国名，除黄支外，皆难确考其今地。大约皆在南洋群岛、锡兰及南印度境也。宫书中记其行程，则交通已颇频繁，盖可想见。）。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梁启超原注：《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