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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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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罗亭也把人的内在精神和灵性全部发挥出来。按照“五四”的说法，人本身是兽性和神性的统一，而人的灵性就是一种神性，自然有其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方面，称之为魅力和魔力，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罗亭这样的启蒙主义者是非常容易被英雄化和神圣化的，特别容易成为人们尤其是女性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启蒙者从“英雄”向“戏子”的转化
小说中就写到了一位以赶时髦为天职的贵妇人，听罗亭讲话逐渐成为她生活中的必需，如果不听罗亭讲话她就觉得耳中缺了点什么。而且后来又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转移，她开始听罗亭讲话，是被他的语言背后所显示的信仰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所吸引，但听到最后就变成单纯的语言的迷恋，不再关注他讲什么，就听他的语言本身。这就发生了一个很微妙、很重要的转移，转向了对语言本身的迷恋，进而发展成自身对语言的炫耀，她就会对别人说我听罗亭怎么怎么说了。这是一个过程：由对信仰的迷恋、人格的迷恋转向纯粹的语言的迷恋，最后变成了语言的炫耀。
而反过来，罗亭自己也沉浸在语言的雄辩所造成的幻想之中了，他忘记了现实世界。罗亭讲话时对着窗外，滔滔不绝地说着，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对语言的幻觉，把现实世界幻觉化了。从语言的迷恋到语言的炫耀，再到幻觉。而一旦到了幻觉，语言、说话就变成了一种表演了。这样，启蒙主义者就由“英雄”逐渐地向“戏子”转化。本来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就有点戏子的味道，他当年就曾对桑丘说过：“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对演戏这一行很感兴趣。”堂吉诃德本身的行为就有着表演的成分，而到罗亭这里这种表演的成分就更加突出了。
启蒙的专横：“专制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独裁政治的堂吉诃德”
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在听罗亭讲话，接受他的新思想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被他支配了。小说中一个人物这样埋怨说：“他于是着手来解剖我们自己，解剖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待人接物；他暴君似的硬要我们弄清我们的感情和思想”，人们接受他的影响，又被他压抑，情不自禁地要反抗他。罗亭这样的启蒙主义者由“英雄”转化成“戏子”，又从戏子转化成“暴君”，而且形成了一个概念：“启蒙的专横”。
屠格涅夫能写出罗亭这样的人物形象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写罗亭是有原型的，罗亭的原型就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而巴枯宁有什么特点呢？人们说他是一个立论武断，爱对他人横加干涉，还以领袖自居，动辄训人的人。他实际上就表现出了像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的启蒙主义者的某些特征。他们的启蒙并不是真正立足于唤醒对象的自觉，以求达到对象的独立自主，而是以一个领袖和导师的身份出现，居高临下地把自己的主观思想灌输到对象中去，而灌输本身就带有强制性。这种启蒙是干预式的，而非启发式的。这种干预式的启蒙显然带有专制的特征。但是这种启蒙的专制是隐藏在堂吉诃德式的热情无私的教诲背后的。不但启蒙者自身不自觉，而且被启蒙者也难以自察。问题在于，是被启蒙者同意这么做的，是被对象所欢迎的、所渴望的。这是崇高的理想和道德追求目标下的手段的专制，人们往往为了目标的崇高，而自觉或半自觉地接受这种专制。
人们由此概括出了三个概念：这是“堂吉诃德式的专制”，或者叫“专制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或者叫“独裁政治的堂吉诃德”。这三个概念是非常深刻的。“堂吉诃德式的专制”提醒我们注意：有一种“专制”是以“热情澎湃的理想主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的浪漫主义”则昭示人们：浪漫主义是可能导向专制主义的。而所谓“独裁政治的堂吉诃德”则揭示了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如果一个政治领袖是堂吉诃德，但又是独裁者，这就更加可怕。
据说拿破仑是非常喜欢堂吉诃德的，并对他有深刻的研究。当年拿破仑被放逐到小岛上，他就和周围的侍从一起朗读有关堂吉诃德的篇目。不要把独裁者看得简单化，独裁者往往热情澎湃，拿破仑是这样。这里有一种很深刻的悲剧性的联系。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人们看起来很美好的东西，往往和专制主义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所以说启蒙主义是一个陷阱，你怎么启蒙，是启发对象的自主性还是把对象作为你的一个强制灌注的对象？你是把他内在的美好的东西启发出来，让他独立地走自己的路，还是让他服从你的思想和思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不同的启蒙。启蒙主义如果搞不好，它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陷阱，会导向专制主义。
女性堂吉诃德
我顺便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所谓“女性堂吉诃德”。我刚才说了，罗亭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而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有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往往开始时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或堂吉诃德的崇拜者。《罗亭》里的女主人公娜达丽亚，我们一提起她，首先想到的是她倾听罗亭讲话时的神态：“娜达丽亚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罗亭，眼睛里一时感到迷惑，一时又发出异样的色彩”，“她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的言语，可极力探索它们的意义，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怀疑，都交给他来判断；他成了她的导师，她的领袖”，她愿意把自己交给罗亭。她感到“神奇的美丽的世界，在她无限期待的眼睛之前展开来；从罗亭手中的书的篇页里，奇妙的憧憬，新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如淙淙的流泉一般地流入她的灵魂。而在她那受伟大感情的崇高喜悦所鼓舞的心灵里，圣洁的热情的火光就静静地燃成烈焰了……”这完全是一种迷恋状态，对于书本，对于语言的迷恋，进而达到讲话者的迷恋。迷恋是一种神情恍惚的梦幻般的境界。正是语言唤起这位纯洁的少女无羁的想象力，在想象的幻觉世界中，就泯灭了语言所描述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甚至用前者代替后者。女性的幻觉是有一个魔力的，能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意志、情感、思想无条件地交出，成为类似宗教徒那样的信徒，从而唤起内心的神性，无限的忠诚、热情和勇气。女性美和堂吉诃德精神的结合使屠格涅夫笔下的娜达丽亚具有极大的魅力。而有意思的是到小说结束时，当需要将言辞制造的理想变为行动的时候，被视为领袖、导师的罗亭却退却了。一旦进入现实操作中，为现实生活中的利弊所趋，现实感要比女性强的男性会很快地作出妥协：罗亭露出来他下半身的“哈姆莱特”气。而娜达丽亚却一往无前，不顾一切，愿意迎接任何困难。人们终于发现，女性一旦被唤醒，就决不回头。而女性以她特有的极端性与韧性，把她已经做出的选择坚持到底，她们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堂吉诃德。而罗亭只是半吊子的堂吉诃德。这就是“女性堂吉诃德”，她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容易生活在幻觉世界中；二是具有行动的极端性和韧性。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她生活在幻觉里，她的幻觉与现实脱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文学上有时称其为“包法利主义”。在我看来，包法利主义和女性堂吉诃德精神特别相像。中国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很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的男性与女性关系中，男性在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因为在中国社会里，男性比较有条件较早地接触更广大的世界，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男性启蒙女性，女性是受启蒙者。但后来就出了问题：女性还要继续往前走，追求自由就要自由到底，男性跟不上了，悲剧就这样产生：女性把男性抛弃了，男性还保留着扮演启蒙者角色的感觉，一时间痛苦万分。茅盾的《创造》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男主人公把女主人公“创造”成了“新女性”，就显示出启蒙者专制主义那一面：我创造了你，你必须服从我，由我来改造。而已经觉醒了的新女性却不管这一套，而且她还要往前走一步，男人就不能接受了。小说结束时，夫妻俩谈话后，妻子走了，仆人告诉男主人：“她先走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吧。少奶奶说，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了。”还有一部是戏剧，即田汉的《古潭的声音》，也是这个模式，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先是男性把女主人公从城市肉的诱惑中解救出来，给她一个灵的神光，并送回老家，自己继续在外面流浪。不料一年后回来，女主人已经到“远方”去了。原来女主人公在被灵性之光照亮以后，立刻有一种被远方的诱惑吸引住的感觉。她说她的灵魂告诉她，她不能停留，她听见家里的古潭中有一种神秘的声音在呼唤着她，这是一个内在的神的意志的呼唤。最后她跳到湖里，追随而去了。女性内在的、神的欲求被唤醒以后，就不再听从男性启蒙者的声音，而只听命于“古潭”所象征的生命的内在的呼唤和内在的需求：这也是“女性堂吉诃德”。
我的自省与自警
在九十年代初所写的这本书里，我努力地开掘“堂吉诃德”形象的丰富性：它的启蒙主义的“英雄性”、“表演性”、内在的“专制性”，以及“女性堂吉诃德”的彻底性与反叛性。同学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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