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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女秘书的一个夜晚-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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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正当苏菁菁将赢来的钱又一次分给两个女人，她们又一次开始说笑着玩的时候，看守过来开了房门，唤苏菁菁出去。苏菁菁随了看守来到看守长房间，看守长告诉苏菁菁，高登死了，对她的隔离解除了，她可以出去了。并说，经审查，她是无罪的。
苏菁菁出了看守所没有去医院。她赶紧去公用电话亭给弟弟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招住一辆出租车坐上去，屁股后面冒出一股烟走了。
海菊红在陪护高登的这些日子里，心中一直纳闷。高登是厂长，患了这么大的病，住院这么长时间，厂里怎么连一个前来看望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普通的病人，为什么总有一个公安人员在这儿陪护？这一天，他试探着向公安人员打问情况。公安人员向她简单地说明了高登犯法的事情，使她非常震惊。她想，瓦罐儿不离井口破，只要你来得回数多。活该！高登死了之后，公安人员将儿子高荣留下的一万元交给了她，让她去结账。结过账，她只剩下三百多元了。公安人员告诉她，已经将高登的死讯告诉苏菁菁了，她会来安排高登的后事的。可是等了三天还不见苏菁菁的影子，海菊红急了：难道将这个坏种甩给我不成？她想给儿子高荣、女儿高亮打电话告诉他们的孽父已经死了，可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的子女不应该回来，不应该为这个罪人举行葬礼，不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忍受耻辱来充当一个罪人的儿子或女儿。等到第五天还不见苏菁菁的面，医院太平间已经催过几次要她搬尸，没奈何，她便出去在市场上买回一张芦席，将那尸首卷了，叫来几个民工，用人力三轮车将那尸体运送到离城三十里的一座荒山，挖坑掩埋了。她想：高登呀高登，你应该知足，我海菊红能将你这样已经很不错的了。
高登的案子基本上查清了。他在担任光明玻璃厂厂长期间，采取各种手段贪污公款八百三十四万元，一部分已被挥霍，从他家里只抄出现金和存款共计二百八十多万元。另外有三百多万元投入了别墅建设工程。这三百多万元，承担建设施工的那个姓樊的老板提出由他退赔，但要求法院将尚未竣工的别墅判归他所有，因为这项工程尚欠他的三百多万元材料费和工钱。
与高登贪污案相关联的前玻璃厂财务科长、会计、出纳、办公室主任等，也都被挖了出来，有的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收监，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这一案中有一批漏网者，那就是那些曾经收受过高登巨额礼金的官员们。因为高登得了急症，接着又死去了，没人知道其底细，便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了。高登的案子开查后，他们惶惶不安；高登死了之后，他们又兴高采烈，暗暗庆幸。
24
市委书记给省委王副书记打过那个电话，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这些年，自上而下，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也清楚在他的辖地里就有几个大贪巨贪，他一直想着给他们动动手术，捉住一个半个，一方面杀鸡给猴看，一方面向上面也向下面亮一亮他的铁的手腕，好平息一下在广大群众中日益高涨的反贪情绪，建立一笔政绩。可是他一直觉得找不到下刀的最佳刀口。有那么几个，一直是他的亲信，三六九地向他进贡，他总不能将刀子往自己的脖子上架吧？只有高登，上无靠山，下无群众基础，弄下钱独自落腰包，又不向他进贡，是个挨刀的好苗子。可谁料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省委的王副书记竟然出来给他挡驾。所以，这些年，他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地往后推。他想，这些年干部讲交流，说不定我今天在这儿当官，明天早上就被挪到了别处。
推着走吧，推走一天是两晌。
高登的事他本来也不想查。他觉得，毕竟是老同志了，给党干了一辈子的工作，再剩一两年就要退休了，让他平平安安地去吧，何必呢。反正弄的都是国家的，追回来又进不了我的腰包。可是偏偏遇上个企业改革，群众不依了，要和他闹。说来也怪他。自己屁股不干净你就别在别人身上乱动刀，别想着整治别人，可是他偏偏不，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老鼠舔猫屁眼。这下好了，自己惹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也就别怪我不讲人情心毒手辣了。
他发出了追查高登问题的指示后，就在高登患病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早晨（他当时不知道高登住院），又召集了市委市政府的联席会议，讨论光明玻璃厂的改革问题。会议一开始他便讲：“以前，出于咱们的官僚作风，对全市最大的国有企业玻璃厂欠缺必要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对厂长高登了解不够，导致了在玻璃厂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指导性失误，造成玻璃厂民怨鼎沸，动荡不安，甚至影响了全市的稳定。今天，我们再开一个会议，专门就玻璃厂的改革问题研究一下，最好能拿出一套新的方案，提出一套新的可行的办法，尽快地将这件事办完办好，办得让工人们满意，让人民满意，让社会满意。玻璃厂已经停工停产十几天了，这不是个小事情呀。这些天里，我一直惴惴不安。多亏我们的宣传机构还好，还算听话，没将这事往外捅。咱们的人不捅不等于没人捅。万一那个工人给外面的报纸或者电台电视台甚至焦点访谈写封信捅出去，我想咱们在座的大家包括我的纱帽就都戴不住了……”
市长第一个发言。他指出，玻璃厂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简单，就是领导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必须将高登从厂长的位置上拉下来，让工人们信得过靠得住的人当厂长。
大家都赞同他的看法。
接下来便讨论由谁当厂长的问题。与会的领导们一致提议杨锐当厂长最合适。市委书记最后表态：由杨锐担任光明玻璃厂新任厂长。高登手上所进行的那些改革一律无效。新的厂领导层成员由杨锐重新组阁，全厂的岗位安排、工人和干部编制、人员的招聘和解聘，生产的项目、品种、规模等等由杨锐和他组阁的厂领导层共同研究制定和实施。
时令已经进入秋天，悠悠的西北风在玻璃厂的院子里信步漫游，将道路两旁杨树柳树上的叶子一片片捋下来，在空中拨弄着打几个旋儿，然后轻轻地放回地面，和那些纸片儿搅和在一起，呼啦啦从院子的这边翻滚到那边，又从那边滚翻到这边。一群麻雀扑棱棱从这棵树飞向那棵树，又从那棵树飞回这棵树，叽叽喳喳地吵群架。厂房上有几扇窗户没有关，被风推过来推过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突然有一扇碰在墙上，先是“砰”的一声，然后“唰”的一声，玻璃摔碎了，撒在地上。那摔碎的玻璃片子在淡淡的阳光下亮了一亮，一会儿就被树叶和碎纸覆盖了。厂院中心歪脖子槐树上挂着的那个齿轮上已经堆满了鸟粪。
市长和组织部长来了。来之前，他们曾派秘书给玻璃厂打过好几次电话，可是总没人接。他们的车子停在大门口。铁栅栏门从里面锁着。门牌歪歪斜斜地挂在门礅上，“光明玻璃厂”的“光明”二字已经不在，代之以“黑暗”二字。市长瞟了一眼，咧嘴淡淡地笑了一笑。组织部长扫了那字一眼，皱了皱眉头。
司机将车喇叭按了又按，不见一点动静，下车去叫门，喊了几声没人应。再喊，门房里出来一个老头，趿拉着鞋，伸着懒腰，打着呵欠，揉着眼睛问：“干什么的？不上班，厂里没人。”说完转身又往房子走去。司机急了，赶紧喊：“老头，老头！市长和组织部长来了。给你们开会的。”
老头才又转回身来，开了门，将他们放进去。
市长和组织部长被老头领进门房，招呼着坐在肮脏龌龊的床上。他们命令老头赶紧通知全体职工到厂里来开会。老头便在门后取出一个铁锤，走到院心，将那个齿轮大砸一通小砸一通，砸得鸟粪和铁锈落得一地，砸得树上的麻雀飞了，天上的云朵跑了，却不见一个人来。
等了足足有半点钟，还是没有一个人，市长急了。组织部长向他嘀咕：“要不咱们先找杨锐联系一下再说。”市长同意了。问老头，那老头说，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杨锐的面了。
他们决定去杨锐家。
门卫老头敲开杨锐家的门，杨锐的老婆何花花正在忙着整理东西。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和一些凌乱的书籍。那些纸箱全都被书塞得鼓鼓囊囊的，用塑料绑扎带纵横捆绑着。
何花花是市九中的数学老师，经常在电视上见到站在门口的这两个人。她赶紧将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将衣服往顺溜里拉了拉，热情地将他们招呼进房子。
一打听，才知道杨锐早已出走，已被中国工程院下设的一个研究所录用，他的妻子何花花也被联系着调到研究所所在的城市去教书。
市长和组织部长傻眼了。
杨锐走了，玻璃厂一时没有了合适的厂长人选。市委市政府一连开了几次会议，最后决定厂长岗位面向社会公开竞选。一时间，凡是自我感觉有点竞争力的人便都挤了过来，眼巴巴盯着这个岗位，挖空心思地想着办法，找着门路，求着关系，一个心眼地想把它弄到自己手中。
那几天的夜里，通往市委书记、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市长、组织部长家的大道小巷上，提着包的，揣着钱的人来来往往，像赶庙会一样。一个人先进了门，其他人就得在外面等着，而且要互相回避，生怕对方发现了。所以这几家的门道里，墙角下，路边的树阴里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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