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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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亚楼患病和逝世期间，一向不轻易对人表达感情的林彪，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特殊关注：从一开始亲自到上海去亲自主持刘亚楼的治疗工作，到亲自去机场接刘亚楼的骨灰，最后亲自向刘亚楼的遗像献了一个花圈，又亲自送刘亚楼到八宝山。这些事情表明，刘亚楼确实是林彪的一员宠将。

刘亚楼逝世以前，我曾经多次听他讲过，在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的时候，林彪曾经向毛泽东详细介绍过他的情况。于是，毛泽东把刘亚楼接到了自己的窑洞里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系统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迁到中央苏区以来，到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有时林彪也参加了毛泽东与刘刘亚楼的谈话。林彪特别向他介绍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以后所起到的正确领导作用，希望刘亚楼把这些情况记在脑子里，到苏联以后汇报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这说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林彪，对刘亚楼都是非常器重的。

刘亚楼还告诉我，在他去苏联之前，林彪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林彪在这封信里表示，他同刘亚楼情同手足，生死与共。信的最后，署名是“共患难的朋友林彪”。

刘亚楼逝世不久，还在上海时，林彪就同我谈话，对我说：“刘亚楼同志逝世了，这对空军工作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考虑要很快决定空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举荐过你。根据刘亚楼同志的意见，现在我决定提议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你可以自己选一个能同你合作的政治委员。”接着他又说：“我已经同杨成武说了，让他先回北京，把我的意见向其他老帅汇报，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回去以后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

我表示：“空军这样复杂，我怕搞不了，我还是当我的政委，是不是可以另选一个人来担任司令员？”我还向他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如杨成武或者刘震这样的人来担任空军司令员，我保证和他们能好好合作。

林彪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你就自己选一个政委吧。”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和性格，就不好再说什么。想了一想，就向林彪提议说：“比较起来，还是余立金比较合适，他有点魄力，干劲大，又是二方面军的干部。”林彪很快就答应说：“那好，就是余立金当政委。”

不久，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我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接替我任空军政委。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也想在这里说一下。第一件事情，是刘亚楼逝世以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林彪一九五四年二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当时，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在批判高岗、饶漱石。开会以前，高岗曾经拉过林彪，要林彪出来担任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务院总理）。林彪当时住在杭州，他给在北京的刘亚楼写信，要刘亚楼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高岗。林彪在信中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林彪的意见，刘亚楼向高岗转达了，但是信却没有还给林彪，他自己保存了起来。这件事情，在刘亚楼生前我曾听他提起过。所以我在发现这封信以后，当即就退还给了林彪。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清点刘亚楼的遗物时，还发现了罗瑞卿写给刘亚楼的一个便函。函中对刘亚楼有一点批评的意思，大意是说，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这封信，是在刘亚楼逝世以后，由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拿给我看的。她告诉我说，刘亚楼在看了罗瑞卿的这个便函以后很不高兴，说：“不相信我，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不过，刘亚楼对罗瑞卿的这个不满，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但是在别人面前，如在林彪、叶群去看望他时，他对此是否有所表露，我就不知道了。
十五、对空军工作的简单回顾

从一九五O年七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空军一共工作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里，一九六五年以前的近十五年，空军工作主要由刘亚楼负责，他是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我作为空军政委、党委副书记，一直是他的助手。

刘亚楼在工作上十分好强，从不甘心落在人后。自主持空军工作以来，他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勤奋加上魄力和才华，再加上善于思考，他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空军的主要创建人。

总结刘亚楼对空军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原则，一下子就为空军的建设铺平了道路。第二、他强调部队工作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和技术相结合，高标准，严要求，办事认真，有问必答等等。以后，他又把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归纳为“高标准，严要求”这两句话。他强调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也就是要空军全体同志永远不要满足现状，工作要不断前进，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三、他在几乎是基本上脱离了空军的日常工作的情况下，运用他在苏联正规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以及在苏联红军服役过程中的经验，结合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空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所得到的宝贵经验，组织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副参谋长姚克佑等一班人，专门在杭州全力以赴地编写出了空军一整套工作条例、条令和教材，为空军的正规化建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至于一九六五年前我自己在空军的工作，简单地说，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组织落实空军党委根据中央、中央军委方针、指示，所制定的措施、决策，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刘亚楼由于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只能处理一些大的问题，具体的工作就由我来承办。比如空军历次党代会、历届空军党委会的召开，在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后，会议文件的制定等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以及会议结束后的传达、贯彻、检查和落实，就都由我来负责实施。

二、负责处理空军的日常工作。空军日常工作经常由我负责。虽然空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在常委办公会讨论决定后，按照常委的分工各自办理的，但总的检查、落实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另外，空军贯彻落实中央、中央军委的一些文件、指示，也大都由我来组织研究和落实。我还曾经多次下部队基层蹲点，也曾经下连队当过兵。

三、是做好团结工作，特别是抓好空军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刘亚楼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有时工作方法和态度过于简单粗暴，不尊重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级干部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当时，凡是有类似的问题出现，我一方面要维护他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要对他进行规劝和批评，同时还要注意做好其他同志的工作，以缓和与解决矛盾。总的看来，空军党委一班人是团结的，内外、上下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有了这样的基础，就使得我们党委一班人，能领导全体空军按照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开展工作，取得比较大的成绩。

当然，空军当时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要求过高、作风简单粗暴等。比如说，在空军机关大院搞卫生的过程中，检查人员戴着白手套到处去摸，手套上沾一点尘土都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形式主义，未免太过了。

我没有权利来全面评价空军的工作，也不可能在这里全面评价空军的工作，因为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只能就回忆所及，参考我出狱后看到的一些书报杂志，写下这么一点“点滴资料”，供后人评论空军当时工作做参考，希望后人能公正地评价历史！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一、庐山斗争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错误。会议期间，彭德怀于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以来产生的一些“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谁也没想到，这封信引发了一场政治大风暴。

在建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中，毛泽东的领导和决策，已经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得心应手了，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的一些严重失误，导致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产生。他没有去很好地检查自己的失误，反而对一些提出不同意见的、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产生了一些疑虑。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这种疑虑更是有所增长，以至于他先后几次告诫人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几个人，对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就感到有些人不那么听话了，需要采取点措施来树立个人威信。他亲自领导开展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德怀和他的几个战友，转眼之间就成了一批牺牲品。

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解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只是分别保留了他们在党内的职务，而这些职务仅仅是挂个名而已，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

毛泽东还于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作了一个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示。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