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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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训练业务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使这一原则更加深入人心，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都能自觉地执行。这样就很快使空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干空军的人，最怕的就是跑飞机。如何把好空中防线，这是空军政治工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组建飞行部队开始，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同志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党和人民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空军，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飞行员，特别是不能发生叛逃事件，这是一个时刻令我们萦绕心怀的问题。过去的国民党军队以及苏联空军，都是采取一些消极的防范措施，甚至是采取监视等手段，防范叛逃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于是，在了解苏联空军这方面做法基础上，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总结和改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概括起来，这些做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严格挑选，把好入门关。建设空军初期，中央、中央军委从陆军为我们挑选了一批基层骨干。这些人首先是政治可靠，而且经过了战争的考验，是我们空军的基础。以后，我们改由从地方适龄青年（主要是高中毕业生）中挑选飞行员。这项工作，很多次都是经周恩来批示，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文件的。当时，挑选飞行学员难度非常大，政治思想、身体、文化以及社会关系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严格把关，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这样就保证了飞行人员的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

第二、加强培养教育。对飞行人员，我们在进行严格技术训练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空军是高技术兵种，部队和飞行人员素质的好坏，与文化素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为提高飞行人员的文化水平，空军政治部还编印了一套文化教材，下发给飞行人员学习。我们还针对空军飞行部队大多是单兵训练和单兵作战的特点，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我们提出，师、团政治委员要对飞行员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方法，要了解和熟悉每一个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生活以及家庭等情况，有问题、困难要及时解决，做到思想问题不上天（即不使飞行人员带着思想问题进行飞行训练和参加作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时期，不管社会上是如何动荡、混乱，我们都始终坚持对飞行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保持了飞行人员的思想稳定和部队的稳定。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才使得我们在各个时期内都完成了包括国土防空在内的各项任务。

第三、加强管理。在当时那种作战和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的年代，空军飞行人员都象连队战士那样过集体生活。除节、假日以外，工作、学习、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样做，有利于集中精力组织飞行训练，有利于保障飞行员的休息，因而保证了飞行安全。有一些飞行员，都三十甚至四十出头了，也仍然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由于他们的思想觉悟高，都能自觉遵守这些规定。除了飞行员，我们对飞行团的军、政领导干部，也都要求他们同样执行这一规定。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对这些同志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空军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四、提高飞行人员的各种待遇。飞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待遇，在空军中是最高的，其中，空军飞行人员的伙食标准是军队中最高的。各飞行部队、航校、领导机关都设有专为飞行人员服务的空勤灶，有的还从地方上请了最好的厨师，调剂并不断改善飞行员们的伙食。空军在全国各风景胜地都建有疗养院，飞行人员每年都能到这些疗养院里享受一个月的疗养，主要是保健和体育锻炼。飞行人员如果生了病，医院里有专门的科室、病房。结婚的飞行员，不受军龄、职务的限制，其配偶都可以随军。子女上学、就业的问题，也由政治机关负责解决，以尽量解除飞行人员的后顾之优。工资、级别调整方面，对飞行人员也有特殊的照顾。飞行训练中牺牲的飞行员，经报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一律追认为烈士。

　　　　　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我们的空中防线工作成绩较大，重大恶性案件和叛逃事件极少发生。当然，重大恶性事件也不能就一件没有，一九六三年就曾发生了一起。空十四师的一名飞行员，因为怀疑其未婚妻与大队长有暧味关系，就枪杀了这位大队长，制造了一起恶性案件。案件发生后，我亲自到空十四师作了调查处理，并将这起事故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发到全体空军部队中进行教育。再有就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在我接任空军司令不久，在南空五师发生了一起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但从这以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

我在空军共工作了二十一年，其中前十五年的时间主要是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我为空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当然，在那些年的空军政治工作方面，也难免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也很清楚。
九、空军、防空军合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空军的建设，开始走的是苏联空军的道路。苏联是把空军和防空军分开的，国土防空军是空军之外的另一个军种。防空军不仅有高射炮、探照灯等装备，也有飞机、雷达部队。根据苏联的模式，我们在建国后建设中国空军的同时，也开始建设防空军。同我们空军一样，防空军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消减军、政费用，以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据这一精神，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个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撤销公安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空、防两军党委成员于一九五七年十八日和三月四日，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在三月四日的会议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总干部部长萧华、副部长甘渭汉，总参谋部军备部部长苏静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组织形式、临时党委的组成、主要干部的配备、合并的时间、步骤和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等，作了通盘的研究，决定组成一个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与组织实施这两个军种的合并工作。

这次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是在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合并之前，他们还委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分赴沈阳、南京、广州等军区，具体研究与解决有关空、防合并的一些主要问题。

三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空、防合并后空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名单：刘亚楼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员。空军党委，仍由刘亚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五月十六日，总参谋部命令，军委空军和防空军从五月十七日零时正式合署办公。紧接着，各军区的空军、防空军，也于五月九日至九月十日先后合署办公。至此，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即告结束。

空、防合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合并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开了很多会议，打通了思想，使这次空、防合并得以顺利完成。

比如说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空、防合并是空军吞并了防空军军。对这种思想，我们及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向大家解释说，空、防分开有很大的弊病，防空军有高射炮、雷达和探照灯，主要担负国土防空任务，而空军有歼击机。由于两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一旦敌机来袭，两者往往不能密切配合，往往会矛盾很大。为解决这一矛盾，起初各军区空军曾指定一名副司令兼任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专门负责指挥歼击机进行防空任务。但工作起来，仍然很别扭，因为歼击机归空军建制，可国土防空方面的指挥权却又属于防空军。这样的体制有很多的不便，一旦有了作战情况，动作起来都会感到很不顺当。空、防合并以后，在国土防空方面就完全协调一致，再也没有这种隔阖了，也再没有人说什么你是防空军，我是空军什么的了。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教育，绝大多数同志都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有了正确的认识。

至于防空军的领导，除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调任副总参谋长之外，其他副司令员都转到空军来任副司令员。比如成钧到了空军，仍然担任副司令员，仍然主管高射炮、雷达、探照灯这些部门的工作；谭家述到空军，也仍然是副司令员，不光主管以前的防空兵学校的工作，还统一负责全空军的学校工作。各军区防空军的领导，也都在各军区空军中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空、防合并以后，以前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作更加协调一致。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合并是很成功的。
九、组建空降兵

还在筹备建国之时，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空降兵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时，同时也就组建伞兵部队的问题进行磋商。一九五O年一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随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　　　又与苏联政府进行了具体商谈。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组建空军陆战部队。七月十七日，确定该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归空军建制。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