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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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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但潮流已逝，今天的文学已经是沧桑变幻，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将我们带到了不可知的方向，但陈染始终在感情的空间中将私人的内在世界呈露出来，这种在风云变幻中的不变的情怀正是陈染不可替代的价值。从早期的《纸片》到近期的一系列有关婚姻生活的小说，二十年留下的痕迹将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不可忽视的见证。陈染的存在正是中国文学活力的表征。
陈染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倾诉的特色。她总是不惮于将内心最复杂和最微妙的感情加以表达，从她走入文学之时，她的这一特点已经为人们所关注。这种内心感情的倾诉当时曾经突破禁忌，深入女性的被压抑和被不见的一面。她在当时异常地捕捉那种复杂微妙和难以表达的心灵世界，女性自我的复杂性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中面临的挑战。这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都具有冲击力和先锋性。她的这种表达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对于人个性的忽略的一种突破。从这个角度看，陈染其实不可思议地召唤了一个新的个人化的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时代的到来正是今天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新的时代。个人确实得到了实现，而个人的自由也意外地变成了不受拘束的放纵的身体和急于被满足的欲望。而表达复杂的内心世界却已经被直接的身体经验的表达所替代。但陈染并没有将这个新时代浪漫化或简单化，而是发现得到自由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女性得到了身体的自由，但却被消费和时尚的潮流奇观化，变成了被享用和消费之物。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主体，它不能不在和他者的相遇之中存在。陈染的内心独白式的倾诉总是试图期待接纳认可他者，将自身的希望寄托于他者。但随着他者的面貌的展开，她却总是发现他者的面貌总是破坏、侵越自我的安宁和尊严。于是个人试图逃离他者。这种命运二十年来一直是陈染自我想像的宿命，在中国历史的不同的阶段，她的不同的境遇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共同的自我意识。陈染用异常复杂的方式给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女性的隐秘的内在世界一个无法忽视的侧面。
陈染的另一个特征是对童年和少女时代不断的追溯和回忆。这种追忆是确认自我的惟一的途径，却又是自我心灵危机的一种显现。陈染对于自我历史的记忆的发掘当然是类似精神分析式的一种尝试。将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经验中朦胧的不清晰的过程通过回忆来加以展开，这种展开的目的是理解和认知自我，将我是谁的问题通过回忆再度提出来。陈染的回忆里经常有少女和成人男性接触的奇诡经验。这些经验是少女告别童年的不可逃避的过程，但这种和他者面貌的相遇却也是幻灭的过程。少女的幻想的浪漫被坚硬的现实击碎，少女失掉了天真，体验了实在世界的无法消除和忽视的残酷。人脱离天真进入世界的过程是无奈，又是期望。陈染在这里提供了个体生命的最真切最切实的表达。这种表达也意外地变成了中国告别天真，进入世界的隐喻。天真少女发现了外部与自身的疏离，发现形成的自我在外部的冲击中进退失据的慌乱和犹疑。于是，个人失掉了天真，变成了成人。陈染在这里将不间断的、绵延的回忆展开成为今天中国记忆的重要部分。它的关键之处在于陈染用小说表现的个人经验在此变成了一个社会在曲折和困扰中探求和寻找的可能性的表征。
陈染是我们时代个人心灵的表征。在她流行的时候她无意趋时，在潮流变幻的时刻她仍然坚守。她仍然在纷乱的时代守候自己的内心世界，给我们不断回向内心世界的可能。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10日）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26节 难以直面的悲怆—《去日留痕》简评
张志忠
正当丈夫和儿女们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之中，又强压的痛苦操办丧事之时，母亲早已经深思熟虑写成的遗嘱和似乎是偶然发现的母亲的日记，却给这个表面上其乐融融的家庭，掀起轩然大波，给家庭中每一个各怀心事的成员，将往日的伤痕再度撕裂的重创剧痛。这就是《去日留痕》的非常富有叙事挑战性的开端。在当下满篇满纸的风花雪月、恩怨尔汝中，《去日留痕》严酷得令人难以直面；在整日里充塞着漫天飘舞的一地鸡毛般不可承受之轻的时候，《去日留痕》沉重得使人感受到深切的悲怆。这种痛入骨髓的血泪文字，有真的生命，有血的流淌，有死者耿耿不眠的双眼逼视着后来人的身心，有后人穿越历史的尘封与父母兄长的撕心裂肺的对话。拷问心灵的烈焰熊熊，在皮焦肉烂面目全非的形象面前却让人感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痛苦和凄凉，大死亡，大崩溃，大解脱……当然，阅读之中，我还在做着一种顽强的抗拒，抗拒作者燕燕力求让读者接受的情感和引导，抗拒作品中那种裹挟着历史的泥沙、翻腾着人生的漩涡、奔泻着火山迸发般的情感的叙述语流，以保持一个职业的文学读者独立的判断和思维能力。说实在的，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戏剧剧本创作的作家，燕燕是非常关照她的读者的，她经常将正在进行中的沉重悲凉的故事暂时搁置，去讨论琴棋书画、烟酒糖茶、花鸟鱼虫、笔墨纸砚的话题，以求横云断岭、杂树生花之妙，以调谐读者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心灵，但是，作品中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主观情致，仍然贯注在字里行间，牵扯着读者的不忍卒读又不能不往下读的敏感心弦。
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作品中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我”所讲述的苑氏家族一家三代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恋人，不管出场早晚，无论笔墨多少，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心灵冲击以致令人震撼。“我”的母亲柏香茗和姑姑苑菁，曾经是威震一方的抗日双侠“白莲”、“红霞”；谁能想到，不是由于敌人的围剿追杀而受难，却是因为一位暂时替代红霞角色的男警卫员“影子红霞”曹迪的被捕叛变，让红霞身背恶名，人人侧目，假红霞戏弄了真红霞，毁灭了真红霞；在乡亲们和同志们的误解、仇视和追杀中，负伤休养的真红霞难以再存活下去，在绝望中莫名地死去，也让白莲最终被逼得远走延安，并且要接受漫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审查交代。“我”的爷爷心如居士，作为一个开明而进步的地方士绅，在投身抗战中与子女一样加入共产党，传递情报；因遭受牢狱之灾，接到上级的指示保存实力自首出狱，可是，走出牢房后，却无法证明履行自首手续的指示来自何人，此后便只能以叛徒的身份苟活于人间。“我”的哥哥苑凯，一位意气风发、多才多艺的青年人，先是苦于父亲的残暴管束，逼出他的叛逆性格，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岁月中，又因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不合时宜的爱情，被迫走向了死亡，他用来自杀的，竟然是当年用来给他接生的那把手术刀，“我”父亲的珍藏之物，从生到死的距离，不过是一把几寸长的手术刀！还有那位邹大伦，和“我”的父母亲当年一道走向革命的老同学老战友，本来有着骄人的革命经历，又人如其名地恪守中国文人的伦理品格，一路风尘仆仆地护送战友之妻抵达延安，忠实于朋友的情谊而大义灭亲，不顾自身的困窘处境而长期接济心如居士；可是，他先是被审干运动逼得断指明志，后来又在战斗中负伤而脱离革命队伍，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寄身于戏剧表演的草台班子，以擅演丑角而著称，让人分不清是时势嘲弄人，还是喜剧嘲弄现实。还有姚耀，柏涛，夏天庚们，每一个人物都不佩有美好的生活，每一个人物都饱经命运的蹂躏。历史的残酷，天地的不仁，果真是以万物为刍狗吗？
如果说，这些人物的无可奈何的没落和死亡，构成了作品的沉郁悲剧氛围，那么，作品中的“我”的父亲苑志豪，母亲柏香茗、他们数十年间的恩恩怨怨，母亲死后留下的遗书和日记，就更加显得触目惊心。既是作品中的也是苑氏一家人中的男主人公的苑志豪，从战争风云中走过来的革命干部，一方面充满了奇思妙想、闲情逸致和浓郁的生活情趣，体现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修养，一方面又是家中的混世魔王，为所欲为，肆意横行，摧残子女，虐待妻子，以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一方面，在人生数十年的浮浮沉沉中，他饱尝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也失去了同甘共苦的伙伴，一方面，他又对在险风恶浪中先后落难的父亲心如居士和老战友邹大伦，以反目无情、斩尽杀绝的冷酷，这种冷酷，远远超出了自我保护的需要；一方面，他是廉洁奉公、决不用任何权利为子女亲友谋取利益，乃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无父无子，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方面，这般铁石心肠的人，又会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雷厉风行，为那些为支援三线建设而离开上海的人们主持公道，解决返沪问题，进而演绎出一段可笑而又可叹的婚外情；他曾经对违背自己意愿的儿子苑凯深恶痛绝，不但自己拒绝承认这个正在遭受沉重迫害的“不肖”的儿子，还“除恶务尽”地断绝了他的战友们可能对苑凯提供的任何援救，可以说，苑凯的死亡，与他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在苑凯死后他都坚持与苑凯划清界限；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也确实流露过对儿子的伤痛之情——就在他表达对刚刚死去的儿子的尸体拒绝接收的同时，他却被这猝然打击惊骇地瘫在座椅上站不起来，在看到苑凯曾经参与演出的样板戏剧目广告时；他也曾黯然神伤。最为可叹的是，这位一生对书法、对笔墨纸砚充满激赏之情的苑志豪的文人情怀，却只能是经常地用训练有素的毛笔字书写自己的检查交代和斥责父亲和儿子的绝情书。母亲柏香茗，与他是“自由恋爱，革命伴侣”，数十年间一道走过了并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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