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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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年，轩尼诗一到任，便着手改革香港对华人的施政方针，尤其注意监狱设备和对中国犯人的待遇。于是久已成为争论中心的公开笞藤，便成为他努力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叶灵凤先生分析认为，轩尼诗总督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正是世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之一。据后人研究，当时轩尼诗总督特别同情香港中国人的遭遇，正是他的经历和秉性使然。
　　轩尼诗4月22日到任。6月7日有一个被判处监禁3年再笞藤3次的罪犯，这天要公开执行第一次笞刑。轩尼诗向法庭要求暂缓执行，他表示，关于香港施行笞藤的整个问题，他不久将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讨论，所以凡笞藤罪犯都暂缓执行。
　　不久，立法局举行会议，轩尼诗对于香港是否应该公开施行笞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就任香港总督之前，曾历任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多处的总督。他在巴哈玛及拉布安总督任期内，曾完全废除了这两个地方的笞刑。但那里并没有因此而社会治安恶化。他希望香港在他的治理下也能实现这一点。
　　在这次立法局会议席上，轩尼诗将他委托香港医官亚里士对于应否施用笞藤所作的报告书，作为参考文件，交给出席的立法局委员参阅。
　　可惜的是，亚里士医生报告书的结论，并未如轩尼诗所期望的那样，赞同香港应该废除笞藤。正好相反，亚里士认为，笞藤在香港有遏止犯罪的作用。不过过去的刑法太重，不适宜于中国人的体格，最好能依据印度的成例加以改革，那就更加适合于香港了。
　　立法局会议上，议员们同意了亚里士将刑具改轻一点的建议，但不同意废除苔藤。因为轩尼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笞藤虽然未能完全废除，但立时就有了改革：
　　一、刑具方面，开始废除“九尾鞭”，改用藤鞭，后来又因为藤鞭给予犯人背部的创伤过重，又恢复使用“九尾鞭”，但将鞭尾上的结废除不用；二、不再公开笞藤，笞刑仅在监狱内执行，这一点最初曾遭到警方和法院的反对，认为失去了笞藤向大众的警戒作用，但轩尼诗坚决主张如此。三、根据总督的指示，笞藤时不再打犯人的脊背，改打臀部，行刑时并将犯人的颈部和大腿予以遮护。
　　设立保良局
　　1878年底，经轩尼诗同意，香港设立保良局，单从字面上理解，保良局似乎是一个治安机关，用以保护安分守己的良民。其实，保良局是香港的一个慈善机关，它保护的主要是被逼为娼的良家妇女。
　　保良局的建立与香港开埠初期的娼妓制度有关，当时，香港还是娼妓合法的时代，政府准许登记的妓女在指定地区公开营业，这就造成娼妓业的兴盛，市面既有领牌纳捐的“公妓”，也有暗中接客的“私娼”。为了扩大妓女的来源，经营妓院的龟公鸨母勾结不法之徒，到内地或日本诱逼拐卖良家妇女到香港，强迫当妓女。
　　1872年9月24日，香港中国绅商多人联名要求香港总督坚尼地禁止迫良为娼。香港政府因此于1873年5月8日，颁布《保护中国妇女及取缔买良为娼条例》，违例者除判处监禁之外，还要受笞刑。条例颁布后，仍未能有效地制止迫良为娼的现象。与龟公鸨母勾结的歹徒，大都是黑社会人马，普通市民固然不敢招惹他们，而被拐卖的妇女多来自穷乡僻壤，更不知向哪里投诉，加上贪污盛行，执法的公差往往与拐匪狼狈为奸。有时，一些拐卖案虽被揭发，但官府只将拐匪处罚，对被拐的妇孺置之不理，任他们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根据这种情况，当时的华籍绅商名流便于1878年发起组织以“保赤安良”为宗旨的“保良会”，一方面帮助缉拿拐匪，另一方面，负责保护与收容被拐带流落的妇女幼童。广东东莞籍的香港商人卢赓扬等4人，1878年11月8日联名上书总督轩尼诗，揭露拐匪罪行。据《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记载，骗匪“诱良家妇女到港，初诡骗为佣，继则逼勒为妓，或转贩外洋，或分售各地，童男则卖作螟蛉，童女则鬻作娼婢。”因为东莞县拐案特多，在港华商愿集众捐资，遍悬赏格，购线缉拿。当年年底，由东华医院绅商协助筹组了保良局。保良局一方面开始“保赤安良”的工作，一方面等候香港政府批准注册。
　　1879年5月，获香港政府批准注册，成为合法团体，名为“香港保良公局”，同时，港府命令署巡理府法兰西士草拟了保良局章程。章程第三条中规定：“此公局之设，特为保早期保良局总理
　　护妇女及幼童起见。一、为查禁拐匪及被拐之人。二、凡有男女被拐到港，或为娼婢，或贩卖出洋，公局必须设法挽救，使之各回原籍。三、凡遇此等被拐妇孺，系要待官讯断，方能发落。如未送原籍之前，公局必要收留抚养。四、若被拐之人无家可归，公局须要代择配偶，或设法以安其身，故要建造房宇一所，使无家可归之妇女幼童，得以驻止安身，所捐款项，专为筹此事件而用。”
　　从1878年保良局建立，到1891年的13年中，经保良局救助，脱离拐匪魔掌的妇孺有数千人之多。
　　自保良局成立后，由会董梁安、曹而亭、许蔚臣和华籍议员伍廷芳等联名，请求轩尼诗拨出上环大笪地一幅地段，兴建华商会所和保良会会馆。
　　轩尼诗总督对这项申请，初时表现得颇为热心，除允拨地之外，更表示将奏请英国政府，拨款四万港元，资助兴建会馆费用，但终迫于种种压力，后来竟全无下文。不久，幸而得到当年东华医院的董事协助，借出了普仁街“平安”、“福寿”两幢楼作办公地点，让寻获的妇孺暂时有栖身之所。
　　到了1891年，当时保良局首席总理与东华医院的董事们，向政府申请，将东华三院管辖之广福义祠在普仁街的地段，转作保良局之兴建局址。
　　当时第十一任港督罗便臣很快便批准此项申请，政府又拨出2万元，加上罗便臣私人捐出3万元，共获得5万元的建筑经费，解决了局址和兴建经费问题。
　　早期保良局由于负有协助缉拿拐匪的特殊任务，所以该局的总理拥有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凭借挂在襟前显示身份的具名银牌，遣使街上任何警察，拘捕嫌疑拐匪。
　　保良局总理还有另外一项特别任务，就是审讯被拐骗而救回的妇孺，这种审讯工作多在晚上举行。在拐带盛行时期，每星期要开堂二至三个晚上。
　　审讯的过程是，先由华民署属下之警察将案中妇孺带到局内的大堂齐集，然后由值班的总理开堂逐个问讯。
　　审讯的内容包括被拐妇孺的身世、籍贯、家庭背景、被拐原因及经历等。审明情况之后，如属有家可归的妇女，便呈交华民司批准遣回原籍与家人团聚；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孤儿寡妇，则拨入局内收容。
　　局内收养的妇孺，成年之后，便由保良局代为择配嫁人，使其获得良好归宿。
　　据记载，昔日保良局嫁女是一大盛事，有意男士先向局方登记，由局方安排日期相见，如双方都认为合适，男方自觅殷实担保人报知局方，经保良局再三调查领娶人的职业、人格及担保人的资格，认为诚实可靠者，则通知领娶人及担保人到局，由饬差带赴华民政务司署求恩准领娶。
　　领娶人还须自备花轿、妆奁及三书六礼，亲往保良局迎娶，由该局主席亲自主持婚礼。
　　迎娶之日，新娘照习惯分派“利是”予局中姊妹，每封“利是”只限一仙；为新娘梳髻者，“利是”规定二毫；服务女工，“利是”亦不超过两毫为限，局方人员则分文不取。如此廉政清明，不知记载是否完全确凿。但不管怎样，成立保良局，是为穷苦华人办了一件好事。
　　由轿子到缆车
　　修建上山缆车道，是轩尼诗当政时期的另一项建树。
　　19世纪，香港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古老的轿子、马、马车和独轮手推车。英国人占领香港初期，港岛的马路极少，多是窄街陡巷。当时外国人住在环境幽美的山顶区，华人富商多住在半山区，出入十分不方便。于是有人从广州运来一批轿子（俗称山兜），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时的轿子除了官员乘坐的绿呢大轿和迎亲用的花轿，还有营业轿和长班轿两种。营业轿设备简陋，只有两名轿夫，平时摆在街头巷尾或山脚下，等候雇客乘用。长班轿是有钱人家的专用轿，轿身装饰华丽，一般配有四名身强力壮、嗓音宏亮的轿夫，轿夫身着号衣，胸背两面都标有轿主的姓氏。出门时前呼后拥，神气十足。
　　在地势平坦的地方，除了轿子作交通工具外，还有独轮手推车，从新界的大埔、沙田等地到九龙，主要靠这两种运输工具。
　　为了解决山上有钱人家上下山困难，港府酝酿修建缆车道。直到1882年，香港政府称，有私人机构要求承办修建缆车道，就颁布了修建缆车道与电车道的有关条例。条例的基本要点，大致包括设计的体制、牵引的动力与行驶的路线等项。对于缆车行驶路线条例规定得具体而确切。缆车道全程共分六段：
　　第一段从第471号地段大佐治街起，经轩尼诗道（海旁东）、湾仔道、大道东、止于湾仔街市。
　　第二段跟第一段衔接，经大道东、大道中与大道西，止于第219号地段。
　　第三段跟第二段衔接，经大道西，止于第187号地段水兵俱乐部。
　　第四段、第五段跟第一段衔接，从第471号地段大佐治街起，至筲箕湾第7号地段止。
　　第六段起于陆军兵房所在之西南花园道，向南直上坚尼地道、梅道、宝云道与白兰特顺道，止于域多利山峡以北。
　　第一段至第五段，为后来电车的行驶线，第六段为缆车的行驶线。为了急于解决山顶英国人的上下山问题，决定首先开辟第六条线路。
　　在香港政府颁布有关条例后，批准由毕其利赞臣、大卫沙宣、云仙史蔑与嘉活晓士4家私人公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