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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12臣-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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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倌“僮郑称鹁咏杂袗a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侯爵;经迈,侍郎。
论曰: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凡看过电视剧《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和《沧海百年》的观众,想必对刘铭传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正如姚永森先生在《刘铭传传》里写的那样,刘铭传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第二是保卫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第三是担任首任台湾巡抚六年时间内开发和建设台湾。这位出身农家的将领,曾经贩过私盐,啸聚山林,其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生于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祖上世代以农为业,在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六。刘铭传幼年曾染天花,脸上留有“陷斑”,同乡人叫他“六麻子”或“幺麻子”。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刘惠人称“刘老好”。有一次,有个偷伐刘家树木的贼被捉住,刘惠为了息事宁人,一边设宴款待捉贼者,一边偷偷放走了伐木贼。刘铭传的性格里却似乎没有多少父母的基因。据说他二目如电,说话嗓门很大,同年龄的伙伴都怕他。后来上了私塾,他也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好好读书,而是喜欢自己身为一方“主帅”,带领一群小伙伴玩开仗的游戏。他不屑以农耕为业,更不想通过科举荣身,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而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杂书,传说他曾经登大潜山仰天叹曰:“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
刘铭传11岁那年,父亲去世,不久两个哥哥也相继去世。这样,老母亲更难以约束刘铭传,他偷偷参加了贩卖私盐的团伙,后来索性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当地一个地霸大声呵斥刘家人供给不及时,然后扬长而去。刘铭传听说后非常生气,对他的几位兄长说:“大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说罢就徒手追赶地霸,追上后拦在马前,要求与他决战。地霸听后狂笑道:“你这小孩子敢跟我过不去?我给你一把刀,你有本事把我杀死,你就是好汉!”刘铭传听后大喜,从地霸手里接过刀,猝不及防地将他杀死,然后骑上地霸的马,按住马头,大声叫道:“这个地霸侮辱乡亲,我杀了他,愿意听从我的,我们一起保卫乡里。”围观的几百名穷苦青年当即表示愿意听他的号令。而刘母周氏据说“吓破了胆”,惊吓而亡。后来刘铭传显贵时,每逢母亲生日和忌日都“涕泣悲怨不已”。
后来太平军的势力越来越大,清政府所依赖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斗力很差,于是寄希望于各地组织的“团练”。刘铭传这几百人的队伍很自然成为当地办团练者拉拢的对象。而刘铭传此时也急于寻找日后的出路。两下里一拍即合,刘铭传遂成为本乡团练的小头目。
同治元年(1862),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这支队伍号称“铭字营”。与淮军中的其他队伍一样,“铭字营”也是依靠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在这支队伍中,刘铭传职位最高,辈分也最高,这种既是长官又是长辈的关系,使他更容易驱使部下。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刘铭传受到李鸿章重用,迁升很快,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他的“铭字营”此时也成为“铭军”,分左中右三军18个营。随后他又参加了剿灭捻军和以督办陕西军务的名义协助左宗棠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他告病回乡休养。
此间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因为对于刘铭传以后的遭际将有很大影响。
常州获宝
同治三年(1864)四月,刘铭传率部占领常州后,住在原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刘铭传听到院子里有金属撞击之声,急呼亲兵到院中搜查,结果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声音。他命亲兵将马槽移开并刷洗干净,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铜盘,上面还有蝌蚪形的文字。后经人鉴定,这个铜盘叫“虢(guó)季子白盘”,是西周时期的宝物。刘铭传自然十分高兴,告诉家人妥善保管。
后来刘铭传回乡养病(原拟3个月,实际赋闲13年),各地名士纷纷慕名参观此盘,刘铭传也很是得意。
据说这个消息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知道了,这位酷爱古文物的老夫子赶紧派人游说刘铭传,说是愿以重金购买,结果被刘铭传一口回绝。后来,翁同龢又派人向刘铭传表示双方结好之意。刘铭传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谢绝了这种好意。这下彻底惹恼了翁同龢,也为刘铭传以后的官场生活埋下了祸根。
尹隆河之役
同治六年(1867)正月,李鸿章为了剿灭东路捻军,和曾国荃商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淮军方面的刘铭传率“铭军”西上,曾国荃派鲍超率“霆军”东下,在尹隆河一带对东路捻军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刘铭传与鲍超约定正月十五日上午七时出兵,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上午五时就出发。结果,“铭军”与捻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铭传几乎成了俘虏。这时,鲍超的“霆军”赶到,不仅救出了刘铭传及其残部,而且使战役反败为胜。但刘铭传却推卸责任,一是责备部下刘盛藻“浪战轻敌”,一是责备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结果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使得刘盛藻和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来等着朝廷嘉奖,不想却差点儿丢了脑袋,真是又急又气,当即晕倒。后来,鲍超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一蹶不振。这一事件引起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十分被动,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为鲍超请功。虽然事情总算得以平息,但刘铭传以怨报德的行为却让包括同僚旧友在内的人们觉得过分。他以后长期赋闲在家不被起用,不能说与此无关。
陕西督军
清廷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当地的捻军和回民起义。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回民起义军击毙左宗棠爱将刘松山,一路南下。西太后急命李鸿章入陕督办军务。左宗棠唯恐李鸿章抢功,指使手下奏报陕西“匪患”已经肃清,则李不必西来。李鸿章也不想自讨没趣,因此派刘铭传前往。左宗棠对此也深表不满,不愿刘铭传插手其中。刘铭传自然对左宗棠的阻挠也不满,此时又接到西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后来刘铭传到台湾督办军务时,左宗棠进行报复。
在派系林立的晚清官场,互相排挤、掣肘之事实在是司空见惯,即使像左宗棠、翁同龢、刘铭传这样的名臣也不能免。刘铭传大概是厌倦了官场中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加上确实有病在身,遂提出休假回乡静养。清廷此时也来了个顺水推舟,使刘铭传的假期从三个月“延长”到13年。
刘铭传在赋闲期间,留心洋务,结识了许多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也使自己眼界大开。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领舰队开往中国福建、台湾一带海域进行侵略活动。法国的行动计划是攻占基隆煤矿,夺取台北,进而吞并全台。台湾告急。清政府在危难之际又想起了刘铭传,急令他以巡抚衔奔赴台湾督办军务。
据说法国人得知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的消息后,决定在海上谋害他。刘铭传表面上装得非常害怕,征调了不少水师船只保护自己。到了上海后,更装得畏畏缩缩,使法国人误认为他不敢到台湾去督师。正当法国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刘铭传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早已微服坐船前往台湾了。
刘铭传到台湾后,发现台湾防务十分薄弱,总共40营官兵,号称2万多人,却要守卫长达2000余里的海疆,而且装备极差,名为水师,却无船只,守岸炮台火炮又少得可怜。时任台湾道台的湘军将领刘璈又将40营兵中的31营部署在台湾南部,在台北只部署了9营。这一弱点为法国侵略者所窥知和利用。
八月四日,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
当时基隆守兵仅800人,只有5门固定方向的大炮,而且还只能正面守,无法侧向攻。还没等刘铭传进行部署,法国舰队已发起攻击,清军炮台连同火药库很快就被摧毁,清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当天夜里,刘铭传通过查看地形,决定大胆采取诱敌陆战的战术。第二天,他下令除少数人固守海岸小山制高点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到后山隐蔽。法军以为昨天清军大败,便大摇大摆地涌上岸来,一面修筑滩头阵地,一面攻打坚守岸边的清军。眼看敌人上岸,刘铭传立即下令后山部队从东西两侧迂回包抄,三面夹攻,杀向敌人。这出乎意料的围攻使法军不知所措,顾不上还击,纷纷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刘铭传首战告捷,大挫敌锋,“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座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帽甚多”。清廷闻报大喜,特发内帑(tǎng)银3000两进行犒(kào)赏。
利士比不甘心失败,再战基隆,刘铭传防守严密,法军仍未得逞。孤拔恼羞成怒,10月1日,他决定兵分两路,向基隆、沪尾(淡水)同时进攻。基隆在台北东北,有良港和煤矿,相距台北100公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相距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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