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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12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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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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