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烟北平1-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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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儿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京城名小吃之列。

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

陆中庸坐在“会仙居”饭馆里等文三儿，他先要了一碗炒肝吃起来，他觉得请一个臭拉车的吃饭，炒肝足矣，关键是便宜。这年头儿当个小报记者也真不容易，你得自己去找新闻，没有新闻就没有稿费，没有稿费吃什么？问题是，哪儿来这么多新闻？比如昨夜刮了一宿西北风，某人早上起来发现天桥躺着几个“路倒儿”①，那叫新闻吗？谁会在意几个乞丐的死活？除非这死者是某位著名的交际花，这才有文章做。陆中庸觉得这个世道实在是乱得不够，他巴不得天天有电影明星、京剧名角儿遭到绑票，绑匪最好还和他认识，这样他可以既当调解人，又可以写出第一手报道，弄好了两边拿钱。陆中庸认为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人，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中午十二点半了，文三儿才满头是汗地走进饭馆，他光着脊梁，小褂儿搭在肩上，进了门儿先用小褂儿擦擦脸上的汗，然后坐下吩咐道：“陆大记者，给我来两碗炒肝，四个火烧。”文三儿可不傻，他知道陆中庸不会平白无故请他一个臭拉车的吃饭，若不是有求于他，这孙子就是在街上碰上文三儿也会装不认识。

文三儿用了不到五分钟，两碗炒肝加上四个火烧就进了肚子，陆中庸在一边吸着香烟一声不响地看着他。文三儿松了松裤腰带说：“陆爷，饭吃完了，您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我先走了。”

陆中庸笑道：“文三儿，你行啊，吃饱喝足了一抹嘴儿就想走？跟我逗闷子是不是？”

文三儿嘻皮笑脸地回答：“我说这世上也没白吃的饭，陆爷，您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

陆中庸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我想知道你们陈掌柜把《兰竹图》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

“哎哟，陆爷，您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这辈子除了在炕上画过图，哪知道别的什么图？我说陆爷，我这人您知道，吃饱了饭就不认大铁勺，哪儿还管得了这么多，您别忘了，我在陈府只是个拉包月的，又不是陈家大少爷。”

“文三儿，你少来这一套，你看看这个，看仔细了。”陆中庸不慌不忙地将一块银元放在桌子上。

“陆爷，您太小瞧我了，我文三儿虽说穷，可面儿上的规矩还懂，再说陈掌柜平时也待我不薄，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陆中庸听也不听，只把文三儿的话当放屁，他一声不吭地又放上一块银元。

“陆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我还真不能说……”

陆中庸站起来：“文三儿，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做买卖的料，钱摆在那儿你都挣不上，我教你一招儿，你听仔细了，世上凡事都有大有小，都有个价儿，一只蛐蛐儿再好也卖不出鹰的价儿，十只‘老西子’②也顶不上一只‘百灵’。我要问你的事儿只值两块钱，多一个子儿没有，你要不想挣这两块钱就明说，我扭身就走，别说这么多废话。”陆中庸说着便收起桌上的钱。

文三儿按住了陆中庸的手：“别价，陆爷，两块钱就两块钱，土地爷吃蚂蚱——大小是个荤腥……”

陆中庸手一松，钱到了文三儿手里，他重新坐下，嘴里骂道：“文三儿啊，以后你他妈少跟我来这一套，还什么‘面儿上的规矩’，‘不能不讲义气’，真他妈的耗子啃茶壶——满嘴是瓷（词）。”

“裱糊王”于庆同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兰竹图》修补好，当然，他也没便宜了陈掌柜，这三天工钱是一百块大洋。陈掌柜很满意，于庆同不愧是“裱糊王”，贵是贵了些，可手艺真是没挑，画儿一展开，你就是拿放大镜找也看不出半点儿修补过的痕迹。陈掌柜用电话和笠原商社的佐藤联系好，说好第二天上午亲自把画儿送过去。

那天晚上陈掌柜和几个朋友打了几圈儿麻将，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夜里他手气出奇的好，怎么打怎么赢，打到最后陈掌柜赢得都不好意思了，真有心输几把，不成，想输都输不了。他想收手不打了，也不成，朋友们都说陈兄你怎么不懂规矩，麻将桌上赢钱的主儿没资格先提退场，谁让你老赢呢，总得给别人捞本儿的机会吧？陈掌柜没办法，只好陪朋友们一圈儿一圈儿地打下去，直到凌晨三点才散局。

文三儿到于庆同家时，这位爷刚刚起床，文三儿在院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于庆同才洗漱梳妆完毕，磨磨蹭蹭地坐上文三儿的车，这还得说是陈掌柜有面子，若换了别人，于庆同还不准去呢。

文三儿拉着于庆同快走到“聚宝阁”时，碰上了《京城晚报》的记者陆中庸，陆中庸留着小分头，穿着件很旧的蓝布长衫，胳肢窝里夹着个皮包，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见了文三儿就亲热地喊起来：“文三儿，我正找你呢，你吃了吗？”

文三儿说：“陆爷，您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要是问早饭我吃了，要是问午饭我还没吃呢，怎么着陆爷，瞧这意思您是要请客？”

陆中庸笑道：“你当我请不起？这样吧，中午我在‘会仙居’等你，请你吃炒肝儿怎么样？”

“哎哟，您没犯病吧，一个大记者平白无故请我吃炒肝儿？我怎么觉着不踏实呀，陆爷，您还是有事儿说事儿吧，别吓着我。”

“文三儿啊，你小子可真是螺丝的屁股——弯拐多。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你倒觉得我在算计你，你小子有什么可算计的？光棍儿一根儿，就这么辆洋车，还不是自己的。”

“这倒也是，我一条光棍儿怕什么？又不是娘们儿，一不留神让人拐卖到窑子里，您陆大记者要真有那能耐，就把我卖给相公堂子，我觉着卖屁股都比拉车强。”

“那咱说定了，中午‘会仙居’见。”

《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个杂家，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京城晚报》是个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其办报宗旨是不谈政治，以社会新闻为主，只报道些明星绯闻、梨园轶事、男盗女娼、无名尸体等。《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还根据北平市民的爱好，撰写一些关于花鸟虫鱼、养鸽驯鹰类的常识和评论。陆中庸是娱乐版记者，他整日混迹于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似乎和谁都认识，又和谁都不太熟。他是个颇为敬业的记者，笔下时有风雷，语不惊人死不休。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交战失利，陆中庸坐在北平的茶馆里大笔一挥，写出了一篇军事评论，文章中写道：东北军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空军不如俄国人，我国的飞机少，向外国买又没这么多银子，怎么办？鄙人向少帅献一良策，政府应紧急向民间征集大批经过训练之老鹰，以每只鹰爪携带两枚手榴弹计算，一千只鹰可携带两千枚手榴弹，鹰群于敌方阵地上空投弹，其效果决不亚于轰炸机群。据鄙人考证，训练动物参战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最远可追溯到黄帝与蚩尤之战，此次大战中，虎豹与大象都参加了战斗……

陆中庸不愧是娱乐版记者，玩的就是花鸟虫鱼、养鸽驯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

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儿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京城名小吃之列。

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

陆中庸坐在“会仙居”饭馆里等文三儿，他先要了一碗炒肝吃起来，他觉得请一个臭拉车的吃饭，炒肝足矣，关键是便宜。这年头儿当个小报记者也真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