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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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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
想不到他们的宗旨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连日本在内。他从中西功的谈话中看出，中西功就是那种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但是，但是啊！他不能实践对中西功的承诺。他知道，在他身后，有日本的和汪精卫的甚至还有蓝衣社的人在监视着他。
他的中国妻子只知道可怜巴巴地听他指挥。
他没叫他妻子到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去找俄国的弗利浦书店，也没叫她去找塔斯社，更没叫她找个女伴到霞飞路去大声谈论：“中西功被捕了”，当然也没找人到启东去给新四军送信。
他给13480 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日本人：“找哪个？”
他用日语说：“请找津金先生讲话。”
“你是哪个？”
“我是他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
“林山一郎。”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霞飞路1270 弄26 号。”
“你有什么事？”
“你是哪位先生？”
“我就是津金。”
“噢，津金先生。有朋友托我带信给你。”
“什么信？”
“你的朋友中西功被捕了。他要我见你。”
“噢，请你在府上等候，我马上到。”
“好的，记住，霞飞路1270 弄26 号，林山一郎。”
他挂上电话，回家等待。只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闯进了26 号房里，各处张望一眼，围定林得山问：“你是林山一郎？”
林得山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连忙用日语向他们申明，他是受领事馆差遣寻找津金的。但是他们说他们无权听他解释，根本不由分说，把他装上汽车，直送到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他才闹清楚，原来津金早已不知去向。“满铁”接到特高课通知监视他的时候，便已找不见他了。既然林得山通电话给他带信，接电话的人当然怀疑他而报告领事馆了。一场误会。林得山被他们这样抓来抓去，心下很是懊恼。但是，投敌分子有什么懊恼的权利？从领事馆出来，他又到“同盟社”去找菅沼。“同盟社”的人都说不知什么时候起，菅沼便已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明白，这位菅沼先生也逃走了，差事没办成，心里倒有点幸灾乐祸。
奇怪！他不敢耽误，立即到领事馆去如实报告销差，以为从此可以自由了。领事馆两个日本人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对他很温和，向他道了“辛苦”，然后对他说，还要“拜托”他给以“合作”。并说：据他们调查，“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菅沼，都是中西功的朋友，都是嫌疑犯，现在既然已经逃亡，就是中西功的同党、帝国的叛逆分子。那么，毫无疑问，中西功在“满铁”领导的“特别调查班”，每一个人都是大大的嫌疑犯。其中它的班长，叫程和生的那个，和中西功关系十分密切。既然上海“同盟社”菅沼是中西功的同党，南京“同盟社”有个西里龙夫也是中西功的同党，那么，在“同盟社”内，嫌疑犯必定还有多多的。这些，都由两地的特高部门去调查，林先生不必费心。“拜托”林先生去费心的，是调查共党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同盟社”和“满铁”之间的联络人员，也就是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联络人员。
“那是一定有的。”一个日本人微笑着肯定地向林得山点头。“他们不用无线电联络，我们是知道的。”另一个说：“如果用，我们会截获电码加以破译。他们很严密，只用专人传递信息。”“你可以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的人交朋友，可以到南京‘同盟社’去交朋友，你可以走出上海，在京沪之间活动，我们和你太太联络。”“时间，20 天够了吧？”另一个陡然变色，喝问。林得山已经领教惯日本人这种喜怒无常的“德性”了。于是平静地说：“我试试看。”“不！”那日本人狰狞地毗出牙叫：“一定要拿到，这是你的服刑劳役！”那个微笑着的日本人仍旧微笑着：“我们已经相信你了，不要错过机会。
你愿意回到监狱去吗？”林得山点一下头：“我努力！”“要拿到真正的共党的！不许胡指乱说，不许敷衍塞责，如果出现那等事情，定要严厉惩罚。”另一个日本人越发凶狠了。林得山又点头：“我不敢！”他知道，现在他如同一只脖子上套了铁圈的猴子，绳子的一端握在日本人手里，听见锣声不爬竿，就要挨鞭子。他悲哀，因为他不是猴子。他到“满铁”上海办事处去，打听“特别调查班”，据看大门的说“特别调查班”不在“满铁”院内，在对面楼上，但是那里现在已经被宪兵队占用了。他到对面楼上去打听，被值班宪兵盘问了一番，所幸他会说日本话，又有领事馆发给的“派司”，未引起大麻烦。至于“特别调查班”搬到哪里去了，值班宪兵说不知道，也不允许他上楼去打听。
于是他去进行另一项差使，调查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去同“特别调查班”和“同盟社”的人交朋友，是个好手段。但现在死乞白赖去找“特别调查班”，如果里面真有“共党分子”，会不怀疑他？闹不好，难说不把小命丢了。近年来，他与蓝衣社打交道中，耳濡目染，变得十分胆小。在拘留所里，对中西功，他把原名林得山说成任得山，为的就是留一手。
他决定先到南京“同盟社”去观察一下。同时路上留意各色人物，既然那个“共党分子”是在京沪两地传递信息，自然要往返于京沪间。他可以化装成各种人物：商人、小贩、农民、士兵、学生、官员、记者、工人、职员，天哪，这可太难了。
他化装了一下，头戴草帽，身穿纺绸裤褂，手摇黑纸折扇，使自己看去像个赋闲的政府职员，神态滞洒，在车站候车室内外游荡。
他可不像那些愚蠢的日本宪兵和汉奸便衣。他们走到哪里，都先把幌子挂出去：大瞪着眼，故作威严地注视着一个个毫不可疑的人。有时竟要面对面地看那人十几分钟，只要那人有一点“反常”表现，便动手抓，不管怎样，抓到宪兵队就是“抗日分子”，就是请了“财神”。
他快速地扫视在他视野之内的男女青壮年，绝不研究他们的服饰和携带了些什么东西，而只观察他们的神色，对公职人员打扮的尤其注意。他忽然觉得这又好像是个显示能力的好机会了。
开往南京的票车还没检票就已经过点了，检票口外挤满人。汉好警察在入口处两边把守着。他又扫视了一阵，没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便又到人堆外观察在广场上流动的人们。在他想来，这种“共党联络员”也许常趁人不注意之间悄无声息地混过检票口，坐上火车，或者不经过检票口而径直从什么地方溜进车站。
检票了，放行了，他随人流进站上了车。
日本占领区的普通中国人坐火车只有一个字：怕。怕走过身旁的日本人，怕坐在邻近的汉好，怕查票的敲诈，怕穿白褂子故意敞开怀的流氓，怕背着锯斧铸挫的和那些一直抱着一条扁担两腿泥的黑脸汉子，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汉奸或者国民党的“游吃队”队员。因为徐州铁路上常有冒充八路军游击队打票车而趁火打劫的消息在偷偷流传。
林得山一出现，便招得许多人向他投来畏惧的目光。他自觉突然矮人半截。他知道，这种情势下，注意看哪个人一眼，哪个人都要远远躲去。
“你的！”突然，从他身后车厢门里，一只手抓住他腰后衣襟，用力一拽，把他拉进车厢。他忙转身看，是个腰挂短枪的日本兵。
这是跟车的日本“乘警”。
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坐下！”
他用日语向日本兵说道：“我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
日本兵见他说日本话，而且很流利。脸上的凶狠，顿时消失，眉头挑起笑意。
“日本人？”
“是的。”
“那么坐到我身边。”
“谢谢。”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这是“特席”。
这个车厢里，坐位空闲。没有人说话，被沉默的不安笼罩着。“你要到哪里去？”日本兵问他。“南京。”“公干吗？”“不，我是侨民。”“噢嗬，大东亚战争胜利，你高兴吗？”“当然。帝国海军，世界无敌。”日本兵举起头，向前凝视，像是不高兴了。“不是吗？”他问。“首先是陆军的赫赫战功。”“的确是这样。”他附和地讨好。而日本兵却不再理他。他也学日本兵那样坐正了身，作出肃穆的表情。
日本男子都要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气质，因为这有关国体。但是规矩死板地坐在行驶的列车上，是件很枯燥乏味、很累人的事。他又不好马上离开这个座位，离开这个日本“同胞”。
车到无锡站停靠了一段时间。旅客上下，互相拥挤，嘈杂了阵，车启动时，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特席”上。这时候，车厢尽头甬道走来三个人，一个穿白绸长衫的老头，满脸皱纹，身后跟个小女人，衣着洁净，搀扶着他。他们后面，一个矮个青年，一张娃娃脸，身上穿套制服，肩头挎个大帆布公文包，凭着年轻力壮，三挤两撞，抢到了老头前面，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走到车厢中部，在一张空椅前，从肩头上抹下公文包，往椅上一扔，像早被这大包压累了。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揭去盖，仰起脖，大口大口往肚里灌水，灌了一阵，抹抹嘴唇，把玻璃瓶盖好，塞回包里，又伸手在包里毛手毛脚地翻腾了一阵，拿出了一捆新闻稿，抽出一份，又把大捆放回包里，这才坐下。他向窗外看了一眼，拿起稿子，身靠车壁，伸开腿，看新闻稿，既不观察周围，也不作任何掩饰，好像在自己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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