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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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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想搞一个全国性的串联机构，设在北京？
答：成立全国性的机构，目前还早一些。搞联络机构，全国搞一个还差不多。你们搞了，别处还得搞，还有中学，这样一来，北京的房子就给分完了。（总理讲了哈军工在北京就有三个办事处，一个团一个。）本来是群众化，现在搞起机关来了。
提倡长征串联，我们是长征过来的（指童小鹏等同志），经过了一年时间，还活到现在。当然是一些剩下来的人了。你们经过农村、厂矿可以互通消息。
（廿五省市的红卫兵代表讲，我们在北京办个联络站，一是学习；一是想听毛主席的声音。）总理说：学习、各校可以自己学嘛！听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个借口。我们做主席的学生，要爱护主席的时间。好多同志（指内部同志）对我有意见，说我谈的时间长，话多。你们也可能抓住我这个规律了。我是向你们学习的，不是谦虚客气，我今天就有好多收获，这不是互相学习吗？
问：“炮轰司令部”问题：
答：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 后作 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问：说某人是革命的，是不是就是“保皇派”？
答：我只能抽象地讲，你们说这个人是革命的，事实说明这个人不是革命的，改了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是革命的，怕这个干什么？对不对？这下给你们开了窍。如果文化大革命前有人问我彭真、罗瑞卿是不是革命的？我就会说是，谁要说他是反革命，我还会为他辩护。因为那时还没有揭发嘛！还不认识。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当总理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总理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是武装，人民解放军；二是法律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三是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点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到政法部门可以去串联，但跟其它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么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大了才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受了伤，一九二四年就离开了我们。斯大林本来在他的后期可以发动这样的革命，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斯大林同志尽管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法院、公安、监狱不要随便进去，串联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杨秀峰是不是和彭真一伙？高教部属中宣部领导，陆定一是他顶头上司，杨秀峰不怎么听他的话，好多东西都是中宣部搞的，不能怪杨秀峰。杨秀峰到高院后，彭真管政法，杨和彭有一般的工作关系，一般的工作关系和反党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杨秀峰是不是黑帮，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他和彭真反党集团没有关系，不是一伙。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象什么话？如果材料属实，中央早就把他撤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群众中呢？我们发现，北京前公安局局长有问题，就让公安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他。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又有人问江青同志那件事。）总理说：今天怎么会是那样呢？主席的路线还在起作用嘛！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字报？你们怎么会进来呢？当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干扰和破坏的作用，压制了少数派，你们应当同情他们。“八·八”决定公布后，还未来得及贯彻，全国不少党政干部还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搞大串联，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是青年，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好好的锻炼。今天是不是就说到这里？（大家答：好。） 046） 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0。22
各位同学：
与你们见见面，这件事情搞得我很被动，答应了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组织好，有一次约好了又改期了。我对半工半读不甚了解，过去管得少，特别这两年没抓这个问题，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还抓了几次，还清楚些，去年还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我接触了一些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了解了一些问题。这么多人座谈比较困难，今天只能够简单的谈一谈我的看法，不代表中央，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回去还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来解决。至于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情况，以后还可以约会，也是座谈，也可摸索点规律，摸索点办法。
今天到会的，全国各地都有了，性质也很复杂，有的是正式半工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半农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工厂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有的象技工学校，但又不是，实际上是变相的以劳动为主的，不是以学为主的。你们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放假不放假的问题，工业部门，他们就怕放假，劳动计划不能实现，你们到处串联，当然不放假就不行，这就是矛盾。但这矛盾是一部分，性质也很复杂，你们问题很多，有的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几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应该说，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当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仅见诸于《毛主席语录》中，并且早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赞助过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以后，有些人提倡勤工俭学，当然提倡的不一定都是青年人，有一派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他们以教育为名，为了升官发财，才提倡“勤工俭学”的。河北省的李石曾，他本来是国民党，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双料人物，是大封建官僚出身的，就是河北省高阳出土布的地方。他提倡的“勤工俭学”，就是利用留学的机会组织一批人到外国去，又留学又劳动，用勤工俭学，来提高他们的名声，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升官发财。因为当时国家拨经费，他们从中可以中饱。收买、影响一批学生，收买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服务的青年们，就帮助他们升学，做他们的党羽，那一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贫苦的青年，念不到书，又想升学，尤其想到外国去求点新知识。那时“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正在变动的时候。有的当然直接去到莫斯科了，有的要到欧洲去看一看。那时欧洲大战刚完，革命运动在那个地方正在发展，所以的确有一批青年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就是这批有这样思想的青年代表，他虽然没有出国，不过他是提倡的。提倡勤工俭学，主张帮助穷苦青年出国，一部分直接到莫斯科，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去学习；另一部分去法国，但这仅仅是理想，实际上到了法国，贫苦青年如果真正劳动，他就不可能念书，劳动以后，业余时间念点法文，看点革命书籍就了不起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严重，劳动累得很。当时在主席勤工俭学号召的影响下，都去了，我当时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就收买了一些他们认为好的，符合资产阶级胃口的，能为他们服务的青年去学习，有革命思想的，他们是不接受的。一九二一年搞了一个大风潮，就把一批留学生送回来了。这里面有我们一位革命烈士蔡和森同志和现在的陈毅同志，就是那回送回来的。当时，蔡和森同志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那些官僚怕这些学生，就赶回来了。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又劳动又学习很困难，仅仅是个理想，所以毛主席当时所提倡的也仅仅是个理想，的确去劳动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了。当然尽管如此，还同时传播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他们不少人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革命运动。这个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到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应该提倡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新社会怎么教育青年的方针问题，把青年教育成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语录上都有的。你们看一看一四二页第一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一切受教育的人，教育成为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即以政治为首，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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