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3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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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夺权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只要事情一发现纠正就很快，所以主席说，只要解放军懂得了想通了，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了，改得很快，解决了许多地方，如山东军区一想通了马上承认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决不象过去党内走资派那样，过去他们也是解放军，但变了质了，如江渭清、谭启龙因为做地方工作变了质了。　
　　“五·一六”伟大的历史文件敌人看了害怕。“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证明了我们主席的伟大，当时先批彭、罗、陆、杨，先批二月提纲，最后一段是主席加的（念最后一段），主席的思想是已经有所准备的，因为刘邓陶是后来抓出来的，并不是“五·一六”时抓出来的，所以“五·一六”文件的发表对世界有历史意义。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敢于这样做，所以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传之后代。这个问题影响大，所以他们把已丢掉在垃圾堆的赫鲁晓夫拉出来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有什么用处？连帝国主义也晓得不起什么作用，这只不过是搞了几个电视。刚才说香港搞什么刘少奇语录，证明我们批判党内一小撮刘邓陶不是对了嘛！所以“五·一六”，“七·二○”行动证明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军队里的无穷威力。刚才康生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像、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让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像出边界。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鼓舞着边境的工人进行斗争，这是蔑视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大的小的都证明了这一点，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　
　　另一种说法说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那么刘邓陶还能复辟了。说刘邓还要那么大力量，这是香港报纸西方舆论家说的，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说，出来陈再道，全国各地都有刘邓的代表人物，那能有这么回事。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什么造反派的任务就是要武装自己，揪出军内一小撮，武装夺权政权，借战争解决问题，给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打开一个缺口，现在我很注意这个问题，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听北京红代会说北京不能夺权，就要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了。怎么能把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的力量看得这么轻，把刘邓对军队的影响看得那么重，简直是完全相反。就拿受蒙蔽的百万雄狮来说也只是一小撮头头干坏事。一旦陈再道被揭露了大家就明了，曾司令员到北京来说他们对独立师只做了半天的政治思想工作，独立师就很快的离开了武汉，就是那么听话，你们敢于那么设想吗？你们应该这样设想，要学会分析形势。去包围谢富治、王力及北航的同志首先是公检法，然后是百万雄狮，最后是独立师的一部分，气势很凶，最后把王力架走了，闹得很凶。但最后把王力救出来的也是解放军嘛！事情一揭发，独立师半天就交了武汉三镇，这是毛主席的威力，是林副主席指挥的威信，所以我们才敢于那么做。　
　　现在夺权斗争是发展的形势，向着更广度进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关，先要经过军队的支持，组织革委会筹备小组，然后过渡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不错，我们不否认军队是有些保守思想，可能跟刘邓陶的某些反对思想有共鸣，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事实是可以教育的。即使是独立师的干部，军区、军分区的干部首先要一分为二，好的是大多数，即使坏的部队，好的也是大多数，即使不好的少数叛乱的，如赵永夫、陈再道、王蔡、刘荣这样的人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有的同志提出要抓广州的黄再道，因黄永胜同志是司令员。他是好的司令员。又如批判谭震林时，到处抓谭式人物，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呀！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军队犯了路线错误，与党内、政府内犯的路线错误，还要有所区别，为什么呢？因为刘邓的黑线是在党内、政府内影响大，而去年六、七月的反动路线在全国各省、各部执行的多，所以他们改正错误慢，甚至有的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军队就不同了，军队的三支二军任务极繁重，对军队的同志讲，任重而道远呀！路途很长，而他们又没有经验，本来军队就是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么！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群众工作教少了，去年河北地震，一八七师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每个村都宣传到了，地震的损害是那样的大，但经过宣传，群众的生产精神和革命精神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去年得到了丰收，今年又得到了丰收。即使如此，这几年接触群众较少，当然有些领导因长期脱离群众与群众疏远了，加上军队的传统观念及其受黑修养的影响，还有一个纪律，一切听指挥，军队内的党、团员、五好战士他们对地方党的领导开始不象闯将那样敢于怀疑，敢于提问题，军队慎重些。开始是会出些偏差和错误，但经我们讲清楚，他们就会站出来承认的，承认了就会改变的。尤其是野战军，更是要拥护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参加地方工作，不象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所以对他们支左要基本上认识，要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些保守派或坏头头，甚至敌人挑动了群众来夺人民解放军的枪，这是不少地方发生了的。夺解放军的枪，夺野战军的枪，夺军衣、物资，甚至打人、抓人，把解放军的政委、参谋抓走。现在面临着的问题是对解放军是不是信任，是不是把解放军看作我们的依靠力量，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一点。对解放军我们不能象去年那样抓一小撮，那样的话要犯大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区别开来。反对路线的错误是由于实践经验缺乏，听主席的话懂得了错误，承认了改了就好了。至于还没有调查研究，与北京通个电话就贴出标语，什么广州的陈再道，有那么多的陈再道呀！这样影响很不好，使广大战士听了很难过么！他们明明知道司令员是好的，老革命么，立了许多战功。当然还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这是主席的话。我们勉励他们这样做，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我们小将不是要学习解放军吗？就是要学习有了错误就改，要帮助他们改嘛！现在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要夺谁的权呀！如果夺走资派的权，那么我们联合起来三结合，不是夺了权吗？如他们是武装叛乱，那我们才能武装起来夺他，陈再道的叛乱不过是一天而已，一天也说不上嘛，当时就站出来那么多解放军嘛！沈阳军区付司令员曾思玉调到武汉当司令员，刘丰当时是保护王力的，可是现在有一小部分对他们反而怀疑起来，这是不对的嘛！这是最高统帅、付统帅的命令。武汉的形势很好嘛！而且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很快的武装了一部分人民，你们提到武装人民是对的，但必须是有组织的，首先应当武装的是产业工人。如北京来说现在工代会几乎要分了，一个厂里的造反派也没有联合起来，如果没有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不能武装，如果武装了打起内战怎么办呀？如上海、武汉的条件较成熟。湖南有一部分、江西有一部分地方较成熟，这就是说要武装人民、武装左派，但左派一定是联合起来的左派，而不是二派相争、打内战。保守派被人挑动或糊涂夺取了武装的，应把他们的武装要回来。现在发生较紧张的问题是武斗问题，夺枪的问题，如何武装左派的问题，如何劝阻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不愿进城，是受蒙蔽的，进城一看不行了，知道上当了，他们就走了嘛！可以说服、可以教育的。关键在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在去年是急先锋是立功的，现在我们这样肯定，将来还这样宣传的。现在要求你们前进了，各地的事情靠各地自己解决，武汉就是靠武汉自己解决的。开始在陈再道的蒙蔽下不知哪些干部亮相，陈再道问题出来，马上就有很多好的干部站出来亮相，问题就提前解决了嘛！这样的事在许多省都可以遇到，那么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是前进还是后退呢？肯定是前进，因为矛盾暴露越彻底，解决就越彻底，就是这么一个辨证的发展，靠谁解决呢？主要靠那地方的革命群众，革命的干部，革命的武装，革命靠自己嘛！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出去也要有组织的，如中央到各地去调查某个问题，吸取一些有组织的红卫兵，要是一派的，如一个学校的，如跟王力去武汉的是北航的，起了好的作用。人不要多，要意见一致，要统一领导，如两个学校互相意见不一致，本身就是把派别的斗争强加、影响到那个地方不好。　
　　现在有两种情况，到底是有组织去参加斗争取得经验，还是无组织的串连，这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自由串连，对各地是一个大包袱。武汉造反派到北京来说，武汉去了一、二万了，招待就是一个大事。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家，北京总有一种优越感，北京的红代会应去掉优越感，应是革命的群众革命不分先后，有时搞不好，后来居上嘛！由于我们骄傲自满了，完全可以被人家赶过去。所以自由的窜流本身是无组织无纪律，如果红代会组织起来，许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应当打个招呼嘛，最近蒯大富说清华走了五千人，他自己也无法完全分析清楚，五千人影响许多地方工作。别的学校也不少。怎么搞的火车票？可以责备我们，我可以承担错误。问题是大家不买票，有些人硬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