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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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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既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权，要将试点中已出现的偏向，热忱的帮助造反派去纠正，不能超过监督业务的要求，这方面，就要讲清夺什么权，在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否则就要使业务受损失，因为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是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我们说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党、政、财、文大权，那是讲的地方，中央各部都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即使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各个部都如此，如果确实有，就可以提出来，经过中央批准撤换，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每个人都沾边的，执行了，责任也有轻有重。各部造反派自己夺权，也不向中央打个招呼，这怎么算合法？我最近向造反派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句话主席问是从那里来的，据湖南的造反派说是一九一九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一句话。主席说，那时候还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那时尽管已在十月革命之后，但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一九二○年之后才传播到我国，当然主席是首先接受它的。怎么可以把主席那时的讲话拿到今天来用呢？这句话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什么人都可以用的。主席是最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比如诗词，主席在湘江师范时就作了，但从不拿出来，据说肖三还能背出几首，他也不承认，选诗都那么严，选用主席语录就更应该严肃，我们用时要非常严格。主席说这话不能再传了。现在发现有的根本不是主席的东西，也说是主席的，连反革命分子邓拓的诗，也有人给加上主席的名字，真是岂有此理。
夺权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承认，不登报、不广播的都不算数。这话没有向造反派讲，你们要传达给他们。刚才来晚了三小时，就是因为江苏省夺权的问题，他们一月二十六号夺了权。要我们表态，我们研究了他们的情况，表示我们不能登报，不能广播，他们说中央不发表，我们新华日报发表，我说你们一定不听我们的劝告，要发表我们也不管，但要遵守两条：一是不准点名，因为点名的权力属于中央，那是定性质的问题；二是不能成立什么组织，因为你们没有左派大联合基础上的三结合，你公布了，别的组织也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只愿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这样我们就不能同意。这同样适合中央各部，只要中央不吭腔，就不能算夺权成立，如果那样，就会夺来夺去，中央各部如果把业务监督权变为领导权，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种形式的夺权，北京公安局就是个例子，政法公社要夺权，我们让他们去试试，可能会因此使公安局内部发生分化，使内部的造反派壮大起来，但夺权二十天的实践证明，因为外部为主，同时他们将内部造反派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夺权后让长字号的全部靠边站，群众把一切都担起来，遇到外部有压力时，又一致对外，使内部分化不能发生，在执行任务当中也出了不少乱子，只好进行军事接管，这么作是得到了广大人民拥护的。天津公安局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局内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实行假造反，结果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连交通警也撤了，但天津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好，并未出什么大乱子，但这局面究竟不能长久，后来只好实行军事管制，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这件事又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心下得对，充分说明人民对党，对政府多么信任！
我们财贸部门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昨天造反派都同意中央这个精神。财政部有一位副部长叫杜向光，他参加了造反派，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明明知道国家财政大权不能夺，就是监督也是有限的，但他却要站在造反派方面来夺中央的财政大权，借口说吴波是黑帮，理由就是吴波同志参加了桃园大队的四清，这怎么行呢？参加桃园四清人多了，那全都是黑帮了？（李副总理，他是要把吴波打成黑帮，当部长，吴雪之也是要把姚依林、王磊打成彭真分子，当部长）。我和刘少奇在政治局共事就二十多年，那也全是黑帮？要是年青人提出这个问题来，可以允许他们犯错误，但部里的造反派就不能允许，这是有意向党伸手，证明这个杜向光不简单，财政部夺权后，觉得吴波同志身体不好，应该休息一下，杜向光已亮相，我们还相信他，我和先念同志委托他去向造反派转告中央的指示，党组由他来暂时负责和造反派联系，他公然拒绝！对总理指示要保留，这是反党反领导的态度，后来让他回去好好想想，但仍不执行，并鼓励财政部造反派向我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召集造反派开会，名单上没有他，他也来了，三次请他出去，他都不干，一再违抗我的命令，刘振玉居然说：“我们造反派叫他来的，如叫他回去，我们都退出会场！”我是仁至义尽，先礼后兵，在群众情绪激愤的情况下，只好叫解放军当场将他逮捕起来。
我们已告诉商业部，姚依林不是黑帮，他不是彭真的人，彭真是找他谈过四次话，他都告诉我们了。最近姚依林身体不好，不能支持了，他们那样斗法，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要他休息几天好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可是还要下通缉令，说什么窝藏不报者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这是造什么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通缉姚依林，就是通缉我了？（先念同志说：我要求造反派把昨天总理讲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然要放录音李尚平为什么不来？王田的平反不算数！总理召集会议不到，这是蔑视中央，蔑视总理！）昨天财政部造反派当场说要把那封信收回，但实际上并未收回，十七号已过了，今天是十八号，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如果不收回，信在我手里，我就印发给所有造反派，要大家来批判，（先念同志说：一定要公开检讨！）造反派既然当众声明了，大家听到，也看到了，回去以后怎么又贪污了自己说过的话呢？这种作风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中央规定业务权只能监督，超过了限度，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了，如果我们随便承认了，就是犯罪，造反派应该比我们更好嘛！要培养，成长自己的好作风嘛！从我们的党创建那天起，毛主席就为我们建立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要把这种好作风传给后世。也在建党的同时党内存在着另一种不好的作风，它是和毛主席的思想作风相对立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坏的作风一定要把它排除掉，肃清掉，我们怎么能够看着他们学这种坏作风呢？蒙蔽，先定罪名再找事实，中央未批准就给戴上帽子，中央批准的军委八条里所说的那些，都是不能允许的，部的造反派更加不能允许！现在有些地方，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说了的，那种无情的斗争，残酷打击的坏作风；这种现象如果不指出。放任这种歪风邪气，就会让青年去养成这种风气。
如北京的东西城纠察队，在运动初期很好，有功劳，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以后就打人、杀人，又转入地下活动，只好取缔。开始他们讲红五类黑五类，我们劝他们不要这么说，但不听。时间不到一年，其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对于这种不好的作风，不好的方式方法，要告诉青年，要告诉二、三十岁的干部，不要把它当成是对的，我们不说，就是犯罪啊！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今天有些人要斗薄一波、安子文，我就再三地警告他们，要讲文明，按主席的方法去做，不能有那些恶劣野蛮的作风，照出相来，画出画来，贴在大街上，敌人马上就会给转出去了，这样对党对国家是不利的。有骨气的共产党员，对于这种事情要拒绝！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对党对国家如何评价的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的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丑化形象。青年人可以犯些错误，但我们告诉他们，部里的造反派就不行了，否定这个人是可以的，但只有真触及灵魂的批判。对党对人民才是有益的。
中央每个部不是都必然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把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和创造，提出这条路线的人等同起来，况且各人所犯错误有轻有重的不同，也有根本不沾边的，只要作一两次认真的检查就行了。有些人，一定要把每个人都算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才能夺权，怎么能有这样逻辑呢？开始造反派里没有领导干部现在可以逐步吸收一些长字号的，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至于他在历史上是否有问题，可以调查研究，首先报告中央。当然大家所共知的一些事，也可以批判罗！一般地说：路线问题检查一下就行了，半年了，六个月之久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要采取的方法，我们要出来说话，对于干部要区别对待。允许造反派夺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的监督权，但这还不能更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还要进一步引导三结合，由部门的领导干部、中层干部、群众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监督这个部的工作，使我们一个部的党的业务领导工作有人监督。过去的监察组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次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创造了三结合的办法，革命的领导干部，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中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革命委员会，共同来监督这个部的工作，这样，这个部的工作就既有自上而下的领导，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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