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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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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问:你们(二机部)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部代表: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总理: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总理: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吗。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你们是在我们号召下,但是,有限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学校先搞,放假闹革命,又成立红卫兵,这两个特点,成绩就大了。机关有业余加上机关红卫兵组织有反复,红卫兵过了三十岁就不能参加,后来想改成革命组织,年龄不限制了,这就晚了一步。机关比学校晚了一步,这没有什么,可能更健康些。接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企业是分期分批,机关不能不受一些影响。等到十月以后,工厂、农村二个十条发表了,就有根据了。现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夺权阶段,运动就来的快了。我们号召你们机关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这是再三声明的。业务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接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举例:略)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财政部有个副部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党章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党章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 
  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来开会,除党中央已宣布的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中央领导,不能拒绝中央领导,超越中央领导,你们宣布罢官,没经中央批准是不算数的。 
  财贸口造反派来了,发现这位副部长与一个副司长勾掉了二个人名字混进来了,于是我们联络员请他们出去,造反派说不行,如果要他们二人退出,我们就全部退出。与国务院如此对立。第二次李先念副总理来了,请他两退出,造反派还是这样说。我想事不过三嘛,我来,派了一个秘书叫他两退出,他们还是不干。这样向我示威。他们还把印好的传单放在我面前,这是造反派惯用的手法,这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可以的,但也要按毛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他想利用造反派来伸手篡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把他对抗中央的情况告诉造反派他就孤立了,造反派也不那么说了,我也来了个区别对待,副司长就一次混进会场,可不退出,副部长三次对抗要退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杜向光退出会场,我们就把他逮捕,隔离反省。因为部长是我们任命的,群众是讲理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懂的,但群众会一时受蒙蔽。你们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权,在这关头,你们要注意,先给你们讲清楚。×××同志(二机部代表)我说的这些话,一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也是对大家讲的。 
  总理:图章也夺过来了,那就不是监督了,现在有些部长、司长、处长都靠边站了,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这些人想反正是豁出来了,不想干了,应付一下,放弃日常工作的领导。 
  现在把夺权意义给大家讲一下,借此把有些问题澄清一下。 
  全国解放以来,那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扫平天下,那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把国民党机关旧人员都包下来了,机关里侵入资产阶级影响,产生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49 年夺权并没有结束,只是全国夺权的开始,剿匪反霸,三反五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57 年反右又是一次清除,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前的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自下而上运动相结合。以自上而下为主,四清也是这样。这次运动和历次运动不同,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这次在最高领导下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五大(加大串联)基本上是四大,大串联不会经常搞,现在火已经点起来了,夺权斗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就不要大串联了。夺权必须讲清楚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必须做这样的分析,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否认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不错,有反动路线,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影响很大,他们站在反动立场压迫群众,压制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地方围攻,围斗,有些地方拘留起来,这是十七年来性质最严重的。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冲击旧的影响,旧的制度。所以毛主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四大。十月份就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了。又有补充规定,十二月份又出了两个十条,以后公安六条、军委八条,最近又有五项命令,这些都是为夺权作具体部署。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阶段,毛主席亲自抓了文汇报刊登上海 11 个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32 个团体的《紧急通告》,跟着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当时估计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一定那个单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当时我们曾说过,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书面的没有这样提。《红旗》三期社论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经过讨论,毛主席说还是原来范围,否则各单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各个单位也都容易安上,面就会扩大。造反派对这一类话,也不愿意传。 
  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 57 年的右派帽子就摘了不少吗?屡教不改,三次就不好了。对于杜向光我就采取了三次,他就决心与你对抗了,这点算礼尚往来了。 
  毛主席说:“打仗必须退三舍”我们允许他们改。你们会听我们宣布的。吕正操、武竟天、就是撤职留用,将功赎罪,限期观察,以观后效。听说铁道部造反派让他半天扫茅厕,半天检讨,就无法考察,以观后效。给一定适当劳动很好,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不能老是劳动,缩小打击面,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毛主席一贯战略思想。夺权斗争对领导有改造任务。所以不反对每个部都夺权,这使各部都动起来,锻炼你们。但监督业务,不能成为妨碍业务。财政部连下达任务都不执行了。杜向光参加造反派,但这样的造反派我们不放心。你们国防工业更懂得了,监督业务,也必须十分谨慎。但据了解,各部监督都超过了范围。例如外交部,现在办文很快,但不深刻,不能分析,外交文件质量下降了,对国际影响很大。被动了。各单位夺权幅度也不同,彼此联系也不好办。我们打电话找各部部长就困难了。所以说监督业务要有分寸,不然业务就不灵了。 
  夺权要走向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处、科长),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互相制约,这是无产阶级的制约,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毛主席说过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监督办法,现在解决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面,监督一、二件事还可以,但是监督日常政治生活不行。机关中采取上、中、下三结合,就实行了监督,这样就必须使部、司、局长、科长一级干部,要使他们有职有权,但不是一概而论。一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执行错误,不是提出的人,要轻一些了,而执行的人越往下越轻,有的地方越往下越严,因为与群众有直接关系。一般的执行错误路线检查二、三次就够了,不要总是揪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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