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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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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问：你们（二机部）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部代表：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总理：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总理：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吗。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你们是在我们号召下，但是，有限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学校先搞，放假闹革命，又成立红卫兵，这两个特点，成绩就大了。机关有业余加上机关红卫兵组织有反复，红卫兵过了三十岁就不能参加，后来想改成革命组织，年龄不限制了，这就晚了一步。机关比学校晚了一步，这没有什么，可能更健康些。接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企业是分期分批，机关不能不受一些影响。等到十月以后，工厂、农村二个十条发表了，就有根据了。现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夺权阶段，运动就来的快了。我们号召你们机关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这是再三声明的。业务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接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举例：略）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财政部有个副部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党章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党章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
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来开会，除党中央已宣布的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中央领导，不能拒绝中央领导，超越中央领导，你们宣布罢官，没经中央批准是不算数的。
财贸口造反派来了，发现这位副部长与一个副司长勾掉了二个人名字混进来了，于是我们联络员请他们出去，造反派说不行，如果要他们二人退出，我们就全部退出。与国务院如此对立。第二次李先念副总理来了，请他两退出，造反派还是这样说。我想事不过三嘛，我来，派了一个秘书叫他两退出，他们还是不干。这样向我示威。他们还把印好的传单放在我面前，这是造反派惯用的手法，这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可以的，但也要按毛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他想利用造反派来伸手篡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把他对抗中央的情况告诉造反派他就孤立了，造反派也不那么说了，我也来了个区别对待，副司长就一次混进会场，可不退出，副部长三次对抗要退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杜向光退出会场，我们就把他逮捕，隔离反省。因为部长是我们任命的，群众是讲理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懂的，但群众会一时受蒙蔽。你们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权，在这关头，你们要注意，先给你们讲清楚。×××同志（二机部代表）我说的这些话，一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也是对大家讲的。
总理：图章也夺过来了，那就不是监督了，现在有些部长、司长、处长都靠边站了，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这些人想反正是豁出来了，不想干了，应付一下，放弃日常工作的领导。
现在把夺权意义给大家讲一下，借此把有些问题澄清一下。
全国解放以来，那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扫平天下，那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把国民党机关旧人员都包下来了，机关里侵入资产阶级影响，产生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49 年夺权并没有结束，只是全国夺权的开始，剿匪反霸，三反五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57 年反右又是一次清除，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前的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自下而上运动相结合。以自上而下为主，四清也是这样。这次运动和历次运动不同，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这次在最高领导下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五大（加大串联）基本上是四大，大串联不会经常搞，现在火已经点起来了，夺权斗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就不要大串联了。夺权必须讲清楚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必须做这样的分析，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否认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不错，有反动路线，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影响很大，他们站在反动立场压迫群众，压制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地方围攻，围斗，有些地方拘留起来，这是十七年来性质最严重的。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冲击旧的影响，旧的制度。所以毛主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四大。十月份就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了。又有补充规定，十二月份又出了两个十条，以后公安六条、军委八条，最近又有五项命令，这些都是为夺权作具体部署。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阶段，毛主席亲自抓了文汇报刊登上海 11 个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32 个团体的《紧急通告》，跟着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当时估计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一定那个单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当时我们曾说过，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书面的没有这样提。《红旗》三期社论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经过讨论，毛主席说还是原来范围，否则各单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各个单位也都容易安上，面就会扩大。造反派对这一类话，也不愿意传。
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 57 年的右派帽子就摘了不少吗？屡教不改，三次就不好了。对于杜向光我就采取了三次，他就决心与你对抗了，这点算礼尚往来了。
毛主席说：“打仗必须退三舍”我们允许他们改。你们会听我们宣布的。吕正操、武竟天、就是撤职留用，将功赎罪，限期观察，以观后效。听说铁道部造反派让他半天扫茅厕，半天检讨，就无法考察，以观后效。给一定适当劳动很好，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不能老是劳动，缩小打击面，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毛主席一贯战略思想。夺权斗争对领导有改造任务。所以不反对每个部都夺权，这使各部都动起来，锻炼你们。但监督业务，不能成为妨碍业务。财政部连下达任务都不执行了。杜向光参加造反派，但这样的造反派我们不放心。你们国防工业更懂得了，监督业务，也必须十分谨慎。但据了解，各部监督都超过了范围。例如外交部，现在办文很快，但不深刻，不能分析，外交文件质量下降了，对国际影响很大。被动了。各单位夺权幅度也不同，彼此联系也不好办。我们打电话找各部部长就困难了。所以说监督业务要有分寸，不然业务就不灵了。
夺权要走向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处、科长），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互相制约，这是无产阶级的制约，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毛主席说过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监督办法，现在解决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面，监督一、二件事还可以，但是监督日常政治生活不行。机关中采取上、中、下三结合，就实行了监督，这样就必须使部、司、局长、科长一级干部，要使他们有职有权，但不是一概而论。一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执行错误，不是提出的人，要轻一些了，而执行的人越往下越轻，有的地方越往下越严，因为与群众有直接关系。一般的执行错误路线检查二、三次就够了，不要总是揪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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