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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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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隋炀帝急于功业，横驱天下苍生而无怜惜之心，遂致四海蒸腾，义军武将纷纷而起。先父李渊建唐，亦是以兵起家。武德年间，自己南征北战，聚集了四方将才谋士，也是借着一班武将的力量，才得到了至尊宝座。
这样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还要继续吗？不！太宗要一个治世。他力求息兵，致力于偃武修文、建制垂范。他深知，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同时，他更不希望，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是太宗自己，有意压制了过去关陇贵族重武重军功的风气。他以这种不言明的规则结束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这也是天下乱久归治的必然趋势。否则，以李靖的才华，出将入相，功盖华夷，为何却不见旗下有一批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之类的人物？李靖单重军功不重人才吗？他不知道培养将领的重要吗？是他谨慎到了带兵不带将的地步吗？说到底，是太宗，不令他的将军们带将，是太宗，对他的将军们不能完全放心。
其实，太宗此举无可厚非，毕竟，他已经做得够好。他成功地驾驭着手下的将领，令他们忠心于大唐，忠心于他这个大唐天子。李靖那么大的军功，曾经，太宗不无紧张。但是君臣之间，还是谨慎相处，互不伤害。太宗有理由为自己骄傲。而太宗也确实常常得意于自己的帝国，有着四海混一的包容度。即使是契何力这些蕃族将领们，在大唐的事业中，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在太宗的潜意识里，从未能够忽略掉将领们的出身，他未曾让任何一个蕃将独立领兵。他对这些异族将领，也同样是不能完全放心。
可事实是，大唐帝国和太宗，离不开武将，离不开武备。贞观十几年来，大唐征突厥、平吐谷浑、和亲吐蕃，现在，又征辽东，哪一日敢懈怠养兵练卒？当时的国际风云，固然是不进则退，而太宗亦绝非守成之君，太宗所冀望的大唐帝国，亦绝非守成之国。太宗虽然有意做一代治世之主，他也真正开创了一代治世。但他的雄心伟略，何曾忽略过四疆？正是这样，抑制武将与开疆拓土，将领缺乏与急需人才，才形成了解不开的结，成了不得不面对的矛盾。
薛仁贵：生逢其时的新生代将领（3）
现在，更因李治被选为太子，使得这个问题愈加紧迫。太宗深知，九子李治性情相对温弱，李治继统，乃是权衡抉择之结果。但李治将如何继续大唐的功业？太宗并无清晰的概念。东西南北，辽东、吐蕃、突厥等等，归服的未归服的，关系都须经营。更远的，朝鲜半岛、倭国、大食等，友好还是紧张，关系皆须处理。太宗留给李治的基业太大，但唯因家业大，李治的担子十分沉重。
辽东一直未平。出兵辽东，总是迟早之事。
但当此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急于把这一件事付诸行动，亦不无更隐秘一层的考虑，即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辽东，减轻以后李治的负担：最后的紧迫感！
但上一代人若企望为下一代人做事，助益注定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是李治自己要会治国。治国须人才，李治的治国之才原本不如太宗，要拓展太宗留下的大唐基业，他该比太宗更需要人才。而太宗现在能够留给李治的最有价值的财富，恐怕也莫过于人才。太宗权衡再三，把李治托付给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以李世之自爱又不乏忠心，太宗为李治拉拢他，也算费了心思。但太宗仍然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他晚年所面临的将才匮乏的问题，也将随着庞大的基业留给李治。
此时，太宗对人才的饥渴，相对于当年，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宗想起刚才薛仁贵受宠若惊又竭力按捺内心激动的情境，心里道：“薛仁贵啊薛仁贵，你只知邀功求赏，哪里明白朕的心思？”太宗一再优待推重李世，李世固然不会不明白用意何在。而真正明白太宗更深忧虑的人，恐怕只有李靖。此时若能再出一个或几个李靖，即使此行打不下辽东，太宗也大可放心回师。太宗突然很想李靖在身边，可以和李靖谈谈兵法，太宗还想对李靖说，“朕打辽东，是为自己，为大唐，为太子！”这话除了说给自己，就只能说给李靖，才有意义。或许，还可以谈谈薛仁贵。虽然，一个薛仁贵的出现，比起武德年间群雄竞出的局面，显得太过冷清和惨淡。并且，这个河东人薛仁贵，是否是一个将才？若把期望放在薛仁贵身上，薛仁贵是否有能力承担？毕竟单纯的英勇善战不等于谋略过人，更不等于就有超人的眼光、御军指挥的才能。而这些都是一个将才所必须。太宗只是期望，期望新生一代的成长。
雨过天晴，群星不知何时已布满夜高空。
太宗对星空叹息。一个帝国啊，千端万绪。从即位到即将老去，去冬霜雪刚过，今夏雨水又多，作为天子，一事刚了又有新事来，每年有每年的忧虑。
这个夜晚，有多少人思绪万千？在另一个军帐里，李世同样难以成眠，虽然李世在此前的出征之议中婉曲地投了赞成票，但是身处战事中的他，很难完全乐观。他不敢保证战争的最终结果，唐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获胜？
刚才，皇上召见了一个无名小卒，李世从属下口中听来这样一个小插曲。他或许没有时间去在意这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但是现在，他不免陷入这件小插曲所激起的思绪涟漪中。当年和秦王、和他李世一起战斗过的将领们，如今都哪里去了？在孤独感日益加深的这些年里，即使豁达如李世，也无法不感叹岁月的无情。当今的天子，必定有着比他更深的感受……
思绪太乱，李世从战争的形势想到自己的孤独感，又从自己的孤独感想到不完全乐观的形势。思想纷乱中竟渐渐入了梦去，带着未能排解的担忧。
李世的担忧在次日醒来前暂且留给了周公，但战事的进展却未能超越他的担忧。安市之役持续几十天，伤亡有，战果亦有，但安市城迟迟未能攻下。战势不容乐观，太宗理智地决定结束安市之役的第一轮战斗。
战后，太宗更名北山为驻跸山。大赏军士后，七月五日，营地移往安市城东，开始再一轮战斗。
太宗一面令张亮帅海军围攻位于辽河下游、辽东半岛西北部的建安，一面令陆军继续进军安市城。他同时派人示威性地送了一副御弓给大权独揽的高丽权相泉盖苏文，希望对方不战而服。但太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期望又一次落空。
薛仁贵：生逢其时的新生代将领（4）
安市城抵抗颇为顽强，每次太宗旗帜出现，安市人便在城墙上喝倒彩。太宗大怒。而薛仁贵只是有一种迫切感，迫切要杀这帮安市人。李世提出城破之日将城中男子杀光。这一建议或许有助于平息太宗怒气，于大局却难有助益，反而更激起安市人守城决心，横竖是死！太宗命李道宗筑土山于城东南角，土山高过城墙，但土山根基不稳，未等攻城，已经倒塌，把城墙亦压崩了。压崩的城墙缺口为高丽兵所占，唐军又功亏一篑。
太宗又将士卒分成几批，轮流进攻。但是日复一日，转眼间九月来临，天气转冷，士兵疲累，粮草短缺。
太宗终是不得不抱憾班师。
正值九月，辽东已是草枯水冻。班师那天，太宗望着安市城，这座耗了几个月仍旧未能拿下的城池。萧瑟秋风中，太宗的表情有种虚无飘渺的复杂。李世顿时生出深深的遗憾，未能助天子成功的遗憾。
太宗感慨道：“朕今功未成而班师，虽有遗憾。但大唐有李世、程名振、契何力诸将，又有薛仁贵这样新秀涌现，朕亦可感安慰。朕固知百年之后，可以无忧。”
唯有经此一战，亲眼看过大唐将士力量，太宗才能安心。
十月，军返营州（今辽宁朝阳）。太宗召见薛仁贵。薛仁贵自从被太宗封为游击将军、云泉府都尉，不久又从张士贵旗下调任北门长上，成为太宗警卫部队的军官，并得到牲口和十个奴婢的赏赐。他虽是抱着求显达的美梦入了军旅，但当梦成真时，薛仁贵依然难以置信。或许他的梦本不具清晰轮廓，或许他以自己的一穷二白之身，亦根本无法期望太多。这次，他带着惶恐的快乐急急应召而来，太宗意味深长地说：“朕诸将皆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阃外之寄，是对将领的期望与信任。
推重如是！薛仁贵再度受惊，有不堪承受之感。扑通跪下，语无伦次：“陛下圣明，仁贵不才。但有忠心，必以身效死力！”
“起来！起来！”太宗道，“朕看重卿，大唐事业须卿出力，卿但兢兢进取，大唐亦必不负卿。”
太宗意甚恳切，薛仁贵受惊之际，亦不由得不感动，于是铮铮表态道：“仁贵此身，从此自属大唐。”
不久，授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长上。右领军郎将品阶正五品上。只是终太宗之世，不见薛仁贵再显功绩。或许薛仁贵，本是太宗要留给高宗的人才，也只能是太宗留给高宗的人才。太宗的最后这几年，已经无法提供造就英雄的舞台。所幸是多年之后，薛仁贵也算是不负此时太宗所寄。
且说这年十一月，太宗车驾返至定州。十二月，太宗病痈，御步辇而行。
褚遂良对太宗说：“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尹、霍光旧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
太宗想起出发前刘洎的话，“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正不舒服，听褚遂良如此说，正好顺水推舟，于是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太宗杀了刘洎。对李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原来太宗辽东之行，对内对外都是考验。”李世恍悟。
李世愈加佩服太宗的心思缜密。
托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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