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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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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虽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对胡汉民这种资历、声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来，必须先使软刀子，让他吃点亏，挫挫他的威风。蒋介石即将陈果夫、陈立夫叫来，一一进行交待，让他们去与胡纠缠。
当时，因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战争，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中央党部会议或中央政治会议。每到讨论至关键问题时，陈立夫总是不紧不慢提醒大家，应该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实际上，每到开会前夕，陈立夫都把议案内容电告蒋介石，蒋若同意，会议通过的程序自然生效，蒋若不同意，则以请示为由使议案不能通过。这样好几次，胡汉民希望通过的议案都让陈立夫这么一搅和而打了水漂。胡汉民处处碰软钉子，心中对蒋介石，陈氏兄弟充满了恨意。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地方势力已经平定，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做起了建立专制政权、一统天下的美梦。于是，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设立总统。对此，胡汉民坚决反对，因为设立总统，肯定是蒋介石，到时，五院均为总统府下，真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借致开幕词的机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批评蒋介石的个人专权与军事独裁。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但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以致兼职之风大盛，实有重新纠正的必要。”蒋介石并不理睬胡汉民，仍怂恿手下递交了“制定约法”的议案，倔强的胡汉民也不让步，双方言辞激烈，在四中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会议开了7天，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制定约法”一案终于搁浅。
四中全会给蒋介石极大的教训，他觉得，软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汉民这种人，必须来硬的。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开会为名，诱捕胡汉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都被邀请到蒋介石的军校官邸开会和晚宴。胡汉民一到，蒋介石说要与胡汉民私谈，胡汉民刚入内室，便被拘捕。会议开始时，没有胡汉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就被监禁在蒋的家中，但谁也不敢说话，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陈立夫害怕会引起其他人反蒋，会后他提醒蒋介石，如此监禁胡汉民是否妥当，蒋介石十分强硬地说：“已经做了，我没有办法再掩饰了。”这么一说，陈立夫已知道蒋是下决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觉得腰杆硬了。胡汉民被捕后，囚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
胡汉民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粤系军人趁机聚集起来，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等为领袖，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竖起了反蒋的旗帜。为了拉更多的国民党人参加，粤方表示，凡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归顺粤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职酌情提拔使用。
第三部分助蒋陷胡（2）
陈果夫、陈立夫了解到粤方这一态度后，觉得可以利用。于是，他们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员，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纷纷离宁赴粤，表示“反蒋拥汪”，取得粤方信任。这些人到广州后大搞情报工作，将粤方的一举一动向南京汇报，使得粤方反蒋活动一直处于南京监视之下。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对粤方各派势力分化瓦解，使得粤方反蒋活动表面上十分热闹，却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同“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舆论下，反蒋几个月却毫无成就的粤方不得不坐下来与蒋谈和，经几番讨价还价后，宁粤再度合流。胡汉民被关押几个月后，已是锐气尽减，蒋介石也表示“宽大为怀”，将其放出。而那些粤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则受到严厉处罚。陈果夫一声令下，对这些人开除党籍，不再录用，斩除了反蒋派的根基。
胡汉民被放出后，虽官复原职，但受此打击后，情绪低落，郁郁不展，心中窝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1936年5月9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经再三抢救也无力回天，这位高傲的国民党元老终于撒手西去，除却了蒋介石心头之病。
在蒋胡争斗中，二陈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明里所起的阻挠，牵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监视，捣乱作用，大大减缓了胡汉民派对蒋介石的冲击力度。
第三部分捣“政学系”（1）
二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权的斗争中，挫败汪精卫派、丁惟汾派、胡汉民派等元老派，不断取得胜利，其陈家党的地位不断巩固。但他们并不甘心只领有党权，他们还要涉足国民党所控制的政、军、财、经等其他领域。在向这些领域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两大劲敌，即控制军队的黄埔系和控制政权的政学系。
黄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蒋介石的门生弟子，再加上蒋介石对军队控制很严，历来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对此，二陈内心十分清楚，当然不敢与其争锋。
而政学系就不同了，它崛起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之后，而且，如陈立夫所说：“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虽然政学系发展迅速，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铁三角”之一，但在蒋的心目中，政学系不仅不能与黄埔系比肩，也不能与CC系并论，充其量是蒋介石雇佣的门卫、管家之类，所以当时就有人私下称政学系头面人物张群为“张总管”、杨永泰为“杨管家”。正因为如此，二陈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政学系。
当时的二陈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再加在与各派系斗争中，攻必克、战必取，这就使得二陈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政学系力量。首先，二陈过去的胜利是在蒋的支持下取得的，而现在，二陈势力不断膨胀，对于“天下姓蒋党姓陈”的状况，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尽管政学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蒋必须利用政学系，使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互相制约，自己的权力才能成为一股凌驾于三种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这一点，二陈没有看到。
其次，政学系虽没有组织，也无基层力量，但其头面人物都是政坛强人，其在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决不在二陈之下。如杨永泰，早年接受严格的旧学训练，后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国后参加国民党，开始在旧官场中钻营谋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种应变办法和官场门道，在老“政学会”中，杨永泰就是重要一员。民国以后一段时期，杨永泰与张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后来，桂系失败，杨永泰逃回上海，蛰居沪上，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北伐时，杨永泰看到蒋介石势力强大，便与张群一起投奔蒋，仅取得总参议一职。但杨很会钻营，讨蒋喜欢，正如陈立夫所说：“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试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正因为如此，杨永泰才得以步步高升。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万言书》获蒋介石称赞，连升数级，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一时，“天下谁人不说杨”。在此期间，杨永泰、张群、李根源、熊式辉等人也抱成一团，形成新政学系。对于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陈也估计不足。
二陈通过种种手段，派出大批CC系统人员，打入政府部门，渗透于政府各个部门，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这一职，这使二陈十分伤脑筋。同时，在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陈果夫、陈立夫如要到南昌见蒋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蒋，还得杨永泰安排或转呈，这使二陈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不久，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剿共期间，一切服从“剿匪”大计，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线，一切由当地军政大员统帅。于是，蒋介石下令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部主任委员全部换上军政人员担任。这样一来，湖北省的党部主任便由张群担任，江西省党部主任便由熊式辉担任，安徽党部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兼任，河南党部主任则由省政府主席刘峙兼任，而吴忠信畏惧政学系，刘峙则与政学系骨干熊式辉关系深厚，实际上，这四省的党部成了政学系的天下。二陈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务大权，心中更是充满了对政学系的深仇大恨，二陈便开始了对政学系的反击。
本来，政学系是没有组织，也没有“政学系”这一名称的。二陈在分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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