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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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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些机关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有10多人被捕，全被杀害。在南京，顾顺章继续出卖共产党机密，供出了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5个住址，并派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进行侦查，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使其阴谋没有得逞。
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收买了一些叛徒，再利用这些叛徒对共产党进行破坏，在一个时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产党遭到很大的损失，二陈对此十分得意，认为这是他们在无形战线上的成功之战。但不管国民党特务怎样穷凶极恶，共产党内少数叛徒怎样为虎作伥，都始终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人民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是二陈所料想不到的。
第三部分编织罗网（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地区陷于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命令中国军队“力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军队将领中出现了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更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举行起义，集体参加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的矛盾和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趁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势，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湖北的何成浚则发起九省“联防”计划。张学良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各派势力的这种矛盾与纷争，使国民党统治陷于一片混乱。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再三考虑后，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要事相商。二陈诚惶诚恐地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也不向他们打招呼，端坐在上首沙发上，在场的还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以及黄埔系方面的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人，都神情严肃，正襟危坐，不敢有所声息。一看这个场面，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比往常，也就很自觉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宣布开会。他先是谈当时国内的形势，越谈感情越是激动，便大声对众人训斥，到后来，竟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骂他们特务组织太无能，太不中用，不仅没任何办法对付共产党，甚至连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废物，是一堆饭桶。众人被骂得抬不起头来，一个个面色发白，冷汗直冒，屋子里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足足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累了，才感到这些话说得有些过分，语气便逐渐缓和过来。他装出十分恳切的样子，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认真对待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以及国民党中各派系，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想办法。
众人被蒋介石一顿臭骂搞得晕头转向，哪里能猜测到蒋介石找他们来的真正意图，更不知道去想什么办法，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半晌没人吭气。
蒋介石见众人不说话，知道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各方面予以支持。
经蒋介石这一提示，大家才像从梦中醒来，完全明白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意图，训斥、骂人，绕了半天的圈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于是，众人诺诺称是，表示竭尽全力，尽快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马上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讨论中，陈立夫提出了好几种方案，供大家参考，并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最后决定，仿效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的模式，建立组织，以便将国民党改造成德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式的政党，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大同小异，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惟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两个组织，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所以，开张不到半年之久，“青白团”就干脆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了。
这两个组织都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会，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则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人。由于二陈平日高唱反对在国民党中建立派系，而且总是以反对派系为借口攻伐别人，因此，他们对自己建立的这两个组织总是讳莫如深，不仅对外多次申明无此组织，就是对没有加入这两个组织的一般CC派分子也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发展成员，都有极其严格的手续，而且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第三部分编织罗网（2）
“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的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参加他们的组织，除手续特别外，仪式也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据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CC派骨干分子刘不同回忆：“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二陈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十分强调该组织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分，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单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邨。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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