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卫军-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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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娅在坟前默立。
　　老尼双目微闭，双手合十，低诵经文。
　　苏娅擦去泪，从坤包里掏出一卷宣纸递给苏伟。苏伟展开宣纸向母亲悲声说道：
　　“妈，我和妹妹受父亲和冷云妈妈之托来祭奠您。”
　　苏伟在坟前双膝跪地，双手托着的宣纸上，是苏正强手书的清人袁枚《祭妹文》的最后一节：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苏娅见哥哥磕了头，就取出早就备下的黄表纸，由哥哥连同父亲的手书一并点燃，她便示意老尼同她一起离开。在石阶路上她驻足回首，听见哥哥在那边哭的声音很响。这时风大了，把青烟吹散了，纸灰也被吹得老高老高……
　　该让哥哥哭个够。
　　她想起了妈妈……
　　2003年7月18日至2004年7月10日初稿于北京、济南、北京
　　2004年7月11日至10月30日二稿、三稿于北京武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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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南江　著


书评：松开枪管上沉重的锁链
　　新时期军事文学难写，也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这两点都是实话。
　　作为一名穿军装的文学编辑，我的工作就是端着枪，在茂密的丛林里寻找猎物。多年来，我期望猎获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结果连野猪也很难猎到。事实证明，肥美的猎物总是倒在更高明的猎人枪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枪扛在肩上，准备向后转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只黄羊，并开枪击中了它，这就是长篇小说《惊蛰》。《惊蛰》获奖后我挺乐，比作者本人还兴奋。又乘机到海军部队锻炼一下子，然后抱着枪靠在一棵树上回味《惊蛰》的味道，这时迎面来了另一只黄羊，我毫不客气地捕获了它。这就是方南江描写武警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
　　我是个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黄羊，于是不免对能盛产老虎或黄羊的作家说几句刺激的话。特别是关于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我承认自己有点牢骚，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一次军内作家集会上我说：“当代军事文学难写是事实，但个别作家陈言不敢写就是说谎；你可以拿着军饷，住着大房子，以一个在外军闻所未闻的专业作家的身份去搞电视剧，去挣大钱，但你不能说当代军事题材不敢写，历史题材（比如说抗日战争）没得写。我认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一个军旅作家的职业意识，在他是否正确认识部队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爱这支军队的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话确实有“文革”遗风，虽然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伤了一些同志。
　　诚然，职业军人与军营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道德观念和理想观念处处影响着文学表达，小说会受到诸如所谓“主旋律”上的某些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钢绳势必拧成一条沉重的锁链，紧紧套在军事文学的枪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军旅作家的脖颈上。
　　有文学批评家认为：军事领域其实是个宝藏，潜力很大，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所读到的作品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显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抛开那些拿“军事题材”做外衣的“畅销”作家不说，一部分真正钟情品质文学的军旅作家太过强调“军事”、“军人”、“军营”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达和承载的东西太多，结果背着包袱陷入不厌其烦的背景交待、不停的解释、反复说明和再三规避的泥淖中，这种“锁链”效应严重削弱了小说的有趣性。
　　要松开锁链，需要军事文学作家付出双倍的努力。关于职业意识和生活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方南江是个好例子。他从小在军营长大，用心工作的同时，还用心享受生活，并尽最大可能，在他所认知的军营生活中发现美和思想，并呈现美和思想——尽管美和思想有时会变成一种痛苦和忧伤。以此为例，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极为重要的，是要有爱，爱人爱家，包括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职业军人，像他的将军父亲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军队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之后，小说家方南江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原来，他秉承“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训诫跻身仕途，果然官至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是一种成功，但要从一个将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则是一种通达和超越。作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这种通达和超越。《中国近卫军》告诉人们：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永远都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几百万个普普通通的官兵的血肉之躯的分分合合，才铸就一个国家稳固的国防长城；只有把个人理想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翼羽之下，个体生命和理想才具意义——也惟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强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说成熟了，他知道小说的功能除了“意义”之外，还得好看。由于作者有意无意避开了对“军事”堡垒的强攻态势，小说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实。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军人的爱情和婚姻，军人的欢乐和悲伤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人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身处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所有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情感，谁都不会置身其外，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还是官员，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小偷。这是方南江军事小说的最大贡献。
　　与《最后一个军礼》相比，《中国近卫军》出人意料地变得轻松愉快、趣味横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语言有了变化——极具个性化的幽默风趣。小说中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地方随处可见，但这种引人发笑的细节不是《好兵帅克》式的，也不是电视小品中把军人描绘得傻乎乎式的，这需要一种智性观察生活、升华生活乐趣的能力。方南江从《最后一个军礼》到《中国近卫军》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觉得他小说最大飞越是从沉重变得轻松，不论是故事还是语言。
　　从沉重到轻松，军事文学枪管上的锁链好像是松开了，但要彻底解下或者砸碎锁链，我并不乐观。即使在《中国近卫军》里，也有作家两难的写照。贺东航和甘冲英无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种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运的代表。贺东航是军人世家，甘冲英则是农民子弟，这种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司空见惯的矛盾组合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对立统一，最终殊途同归——各自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正是身披枷锁的军事文学的特征之一。职业化军事变革中，官兵的去留，职务的升迁必须遵循优胜劣汰原则，长期禁锢着军队发展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父父子子、任人惟亲这个毒瘤，必须从军队里剔除出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干部子女和农民子弟谁优谁劣，谁是谁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笔下的世家子弟和农家子女矛盾又统一的“和平共处”，于其说是小说主旨的需要，不如说是小说家对钢铁锁链的某种妥协。
　　文／侯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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